(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北京協和醫院教授呼吁理性保胎

　　今天你保胎了嗎

　　根據15%～20%的流產率，2007年，中國約有300萬名孕婦流產。這一數字，相當于三個河南省的年新生兒出生數。一個年均接診14000人次的生殖醫生，給我們講述北京婦女懷孕早期保胎的真實情況

　　★ 本刊記者/嚴冬雪 文/李赫然

　　300萬流產孕婦

　　鄧成艷的診療室外已經等了50多人。她的小房間很不好找，這是全院最老舊的一棟樓的半地下室。七彎八繞，看了很多指示牌，才找到迷宮的中心——北京市協和醫院生殖中心。這些人大都是女性，有的小腹微隆，有的一旁有沉默的男伴，或站或坐地塞滿走廊，心急的不時往門里面張望。

　　“大部分是來看不孕的，還有保胎的。”2009年1月3日，協和醫院門診部放假，鄧成艷穿得休閑，斜靠在椅背上，一邊說一邊往門外比劃，仿佛外面隨時會突然走進來一個病人。“都是希望要孩子的。”鄧成艷笑說。

　　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教授鄧成艷，一周9個門診，年均接診14000人次，包括不孕病人與妊娠早期先兆流產患者。在鄧成艷接手的保胎病人中，大部分是孕早期(妊娠前三個月)就來看病的。她們的病情相對簡單，最終結果在一開始就能預計得八九不離十——要么是孩子有問題，基本保不住；要么是孕婦自身孕激素水平低下，但孩子是好的，通過人工干預補充就差不多能保住。

　　“懷孩子就像種莊稼，地再好，肥再足，種子有問題，也是長不好的。”對前來要求保胎的病人，鄧成艷總是拿種子和地的例子來說明，這樣溝通起來容易很多。

　　回憶起種子不好的病例，鄧成艷能說出一籮筐。一位名叫白禮慧的孕婦，今年已經34歲，前兩次懷孕均以胎兒停止發育告終，沒有查具體的原因。第三次懷孕了，孕激素依然偏低，這次她找到鄧成艷。人工補充黃體酮，孕8周B超顯示胎兒依然沒有胎心胎芽，白禮慧第三次遭遇胎兒停育。

　　“這對孕婦們是很大的打擊。”鄧成艷說，B超結果出來，很多孕婦當時就在B超室里淚如雨下。鄧成艷給白禮慧做了刮宮和絨毛染色體檢查，結果顯示：白禮慧腹中胎兒是三倍體染色體畸形，此類基本都胎死宮內。

　　通俗地說，孩子能不能保住主要分兩種，第一種是品種好，但確實缺乏營養；第二種是品種不好，不是好孩子，要被大自然淘汰掉。“流產的發生率約占全部妊娠的15%～20%。”鄧成艷說，近3年中，她所在的生殖中心對接診的222例次有完整病歷的保胎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統計出這一結果。這一數據與國外的數據一致。

　　根據衛生部發布的《2008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07年，中國活產胎兒12506498名，按照15%～20%的流產率，2007年，我國有約300萬名孕婦流產。這一數字，相當于三個河南省的年新生兒出生數。

　　在這些流產的案例中，七到八成是孩子自身有問題，而被人體自然淘汰掉。這意味著一百名胎兒中，有15名胎兒以上會因自身缺陷而進入優勝劣汰的“淘汰環節”，并最終被流產。這些不幸流產的孕婦們如果去做絨毛染色體檢查，將有至少一半人可以檢查出流產胎兒的染色體缺陷。

　　現代醫學對人體的了解僅30%左右，鄧成艷仍不免贊嘆人體自身的完美進化——如果胎兒是不好的，它會給大腦傳達一種信號：“種子不好，要流掉。”這種信號一旦啟動，孕婦體內本來正常的孕、雌激素就會直線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外界再怎么補充孕激素也無濟于事，體內孕激素水平依然無法達到正常值。少了激素調節的胎兒就開始變得沒有營養，“壞種子”最終在營養不良中死去，淘汰了。

　　問題是，一些孕婦的孕激素水平從一開始就偏低，這令人格外緊張，且充滿期待——也許只是孕婦自身的激素分泌過低罷了。這樣的事情發生在鄧成艷同事的女兒身上。醫院同事的女兒一開始就孕酮偏低，還出現相應的下體出血的先兆流產癥狀，她要求藥物保胎。

　　“我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如果種子是好的，我就會給你保好的，種子的營養問題包在我身上；但如果種子有問題，是沒有辦法的。”鄧成艷說。在保胎的過程中，鄧成艷全力以赴，孕7周，B超有胎心搏動了。每兩周監測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一直在緩慢上升。過了妊娠12周，準備轉產科，突然兩類激素水平下降，馬上B超檢查，胎兒已長3厘米，但胎心消失了。染色體檢測結果發現多了一條第18號染色體，“種子”確實是有問題的。

　　還有一種流產，既不是“種子”不好，也不是孕婦孕激素分泌不足，而是刮宮次數過多。由于個體差異，有些人刮宮七八次照懷不誤，有些人刮一次，子宮內膜就刮傷了。“就相當于在鹽堿地上種莊稼，根本沒法扎根，所以一有就流產。”鄧成艷打比方說。刮宮次數過多也是早期流產的原因——“土地”一旦被破壞，“種子”無處落腳，給足孕酮也沒用。

　　從另一角度看，流產值得慶幸，是優生優育、大自然的淘汰過程。但是，對那些受孕困難或者有過不良孕史的人來說，懷孕機會分外珍貴，保胎則成了全部生活的重心。這時候，醫生唯一可做的只是給“種子”施肥。如果“種子”是好的，他們大都能安全地降生到這世間。

　　保還是不保？

　　“孕酮多了并沒有什么害處，有些孕婦就要求醫生注射，圖心安。”鄧成艷說。去她那里要求保胎的通常是有過不良孕史(比如流產史)，或好不容易懷上的。對于這些孕婦，鄧成艷的態度很明確：要檢查。是不是缺？缺多少？缺多少補多少。

　　“本應該被淘汰的畸形胎兒，有可能經過保胎而得以存活，直至較大孕周才被發現。”協和生殖中心的七年調查結果顯示，222例次保胎病例中有2例畸形，一例在懷孕27周發現唇腭裂，引產了。另一例足月分娩，發現6指、外生殖器畸形及食管氣管瘺等多發畸形。

　　保胎后出生畸形率為9.0‰，沒有超過國內新生兒出生缺陷率13.7‰。盡管保胎不增加出生缺陷的風險，但在現今緊張的醫患關系下，面對前來要求保胎的病人，鄧成艷在正式治療前，都會告訴她們相應的風險，征得對方同意，并簽訂相關協議，方才動手。

　　現實總愛開更復雜的玩笑。2008年3月，已停經三個月的劉羽潔掛上鄧成艷的號。正常情況下，懷孕7周一定能顯示胎心，而B超顯示，劉羽潔的腹中只能看到一個胎囊，沒有胎心。本來，如果胎兒正常發育，三個月的胎兒就已經成形。

　　在劉羽潔之前的檢查中，醫生都認為胎兒停育，建議刮宮流產。幸運的是，劉羽潔記錄了自己的基礎體溫。根據她出示的體溫表，鄧成艷重新分析，發現她只相當于懷孕35天，而35天只有一個胎囊是很正常的。

　　“她孕酮低而且有點出血，我跟她說明了可能的風險，問她愿意不愿意保胎，她愿意，我就給她保了。”鄧成艷回憶說。

　　誰知第二天就出事了。這天上午，鄧成艷正在看門診，門口突然竄出一位老太太，指著鄧成艷就嚷嚷開：“你說，到底孩子是不是好的，為什么有的大夫要清宮，有的要保胎？”這一吵就是十幾分鐘，差一點就引來醫院的保安。鄧成艷沒辦法，只得拿出和劉羽潔簽訂的協議，指著簽名告訴老太太：孩子是孕婦同意要保的，風險也是一開始就說明白的。孕7周B超發現胎心跳動，劉羽潔笑著說，婆婆不好意思進來。現在大胖孫子已經抱在手。

　　是好孩子還是壞孩子？保還是不保？這一切在孕早期，都是個謎。當前的監測手段難以很快判斷早期胎兒是否正常，但可以迅速測出孕婦體內的相關激素水平，因此，對于自身功能缺陷、有胚胎停育史或先兆流產史的患者，以及不育史、受孕困難的患者，由于胎兒珍貴，一旦確定妊娠，生殖中心采取的主要措施仍是積極監測觀察。

　　但有一個原則，鄧成艷始終堅持并再三強調：雌孕激素水平正常，就不需要補充。因為黃體酮注射液一支才7毛8，加上注射費也才1塊5一針，注射多了對胎兒無害，因此被廣泛應用。有的醫生不查孕激素水平，就給病人打一點或者口服黃體酮，孕婦也樂得心安。

　　“凡事都有利弊，就算無害，至少屁股疼啊！”鄧成艷說，黃體酮的注射很疼，而另一些口服雌激素也或多或少有價高、患者不耐受、頭暈嗜睡等缺點，因而并非用了都好。與其每天跑醫院打針，提心吊膽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否需要保胎，不如一次檢查確認，更加心安，也大大減小心理壓力。

　　如果以絨毛膜促性腺激素水平衡量妊娠，實際總胚胎流產率可達31%。早期流產中，半數以上是由于染色體異常。另外，環境因素、有害藥物、病毒細菌及放射性物質等均可導致胎兒畸形和流產。

　　“不停，我就不停”

　　2009年1月2日，石景山醫院婦產科，預產期已過四天的孕婦郭艷紅在病房里來回踱步，沉默不語。三天前，郭艷紅就有了輕微的宮縮、出血等臨產征兆，但三天之后孩子還是沒生出來。“都怪我懷孕時在家里一直坐著搓麻將。”終于停下腳步，郭艷紅半開玩笑地認為是缺乏運動才導致了今天的不順利。

　　郭艷紅懷孕四十多天，突然腹痛，到醫院打了幾針黃體酮，進行保胎治療。四個月后，郭艷紅便辭掉文員工作，轉職“保胎員”。“上網也少了，怕電腦輻射影響孩子。”遇到問題，比如孕婦該吃什么做什么，她還是會上網查一下。

　　工作壓力并不是最主要的問題。“太遠了，每天要坐公交車一個多小時上班，擠來擠去對孩子不好。”26歲的郭艷紅和丈夫商量后，辭去原本收入不錯的工作，小兩口開始靠著丈夫每月3000元收入過活，“肯定會拮據一點，尤其馬上又要多一張嘴。”

　　郭艷紅覺得日子可能會困難一點，但孩子是最重要的，孩子出生后的一兩年也沒有出去工作的打算。她說以前的公司同事中，像她這樣的“專職保胎員”并不少見。

　　“這的確很時髦。”鄧成艷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有些孕婦從懷孕前就開始補充葉酸和各種維生素，比較時髦也比較費錢。在前來就診的孕婦中，約有一半人是因為自己恐慌來要求保胎。其中有過不愉快孕史的可以理解，而首次懷孕因為恐懼就要求保胎是不值得提倡的。

　　有些孕婦覺得黃體酮不安全，認為會造成女性胎兒的男性化。對此，鄧成艷也作出承諾：這是誤傳。在鄧成艷看來，病人也有兩種極端，一種認為不能用一切的藥物，怕對胎兒產生影響；另一種則是沒問題也要用藥保胎，圖安心。

　　這兩種情況，在當下的白領一族中都表現得格外明顯。她們工作壓力大、生育年齡也偏大，并具有一定經濟條件，對孩子的期望值也格外高。據有關部門調查，北京市平均生育年齡5年提高1歲半，早在2005年就近29歲了。與此同時，她們還喜歡刨根問底，似懂非懂，互相問，不太相信醫生，“你為什么要給我這么做呢？黃體酮會不會造成女性胎兒男性化呢？如果保，會不會保出畸形？”在鄧成艷的接診中，這樣的問題常常連珠炮似的襲來。

　　經濟條件較好的孕婦們往往會掛鄧成艷的特需門診號，一個號三百塊錢。何怡已經流產三次，第四次懷孕后，她一直定期看鄧成艷的特需門診。一開始，何怡的孕激素水平偏低，鄧成艷用孕酮幫她保到13周，何怡體內的孕激素水平已經很穩定，鄧成艷準備給她停藥。

　　結果她說“不停，我就不停。”鄧成艷一邊笑，一邊輕輕搖頭，何怡一再堅持繼續用藥，這令鄧成艷頗為為難，“我覺得沒必要開藥，就不開了，最后只能對她說，你要吃就到別的地方開去。”

　　類似的恐慌還表現在產檢上，有的孕婦自從懷孕，每兩周就會來醫院查體一次。“除非你特別想要這個孩子，想傾盡一切保住，一般不推薦。沒有問題干嗎要一趟一趟跑醫院啊？”鄧成艷說。

　　保胎方面的費用，鄧成艷也算了一筆賬。檢查一項激素45元，三項相關激素全檢查也才135元。這固然比1塊5毛一次的孕酮注射費高了許多，但與天天跑醫院扎針、提心吊膽又承受懸而未知的壓力相比，無疑是更好的選擇。“查一下沒問題就不用打針了，很多孕婦心情也非常愉快就回家了。對這些孕婦來說，好心情比什么保胎藥都管用。”鄧成艷一字一句地說。

　　醫生的建議

　　鄧成艷反對盲目保胎，同時也表示，婦女的三期很重要：月經期、妊娠期、哺乳期，都是抵抗力比較弱的時候。國家要求重視婦女三期的保健，其中妊娠期的休息非常重要。孕婦是否需要停職保胎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從事公交售票、化工原料有關職業的孕婦都不適合工作了。對于一般白領，上班坐辦公室用電腦是沒關系的。

　　對于網絡上賣得火爆的孕期防輻射服，鄧成艷不置可否：“防輻射服是否真的能夠使流產率、畸形率之類的數據有所下降，我沒有一手資料，不能評價，不推薦也不反對。”

　　對于保胎，鄧成艷有她的兩條建議：首要的就是什么年齡干什么年齡的事。不要因為工作耽誤了要孩子的年齡，魚與熊掌難以兼得。如果實在錯過了，則盡量放松，畢竟需要保胎的只是小部分人。

　　盡管鄧成艷這樣的醫生人群對于保胎有著理性的態度，但據衛生部《2008中國衛生統計年鑒》統計，北京和浙江兩大發達省市高危產婦比重高達30%以上，這一數字接近全國均值的3倍。

　　《2008年中國衛生統計提要》也顯示，從1990年到2007年，城市醫院住院病人中，妊娠病、分娩病及產褥期并發癥一直排前十位疾病中的第四位，比重由8%上升到9.96%。在衛生條件相對較差的縣醫院，這一排名和比重分別攀升到第二位，和17.35%。★(為保護個人隱私，文中孕婦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