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乙肝病者，我要工作”，2月13日上午，廣州南方人才市場附近，來自江西的大學生羅思文眉頭緊皺地戴著自制的紙“枷鎖”，透過掛在胸前的標語，發出那痛徹心扉的無聲吶喊。此前，羅思文費盡千辛萬苦通過了一家用人單位的考核，卻因為“大三陽”而被拒之門外。

　　這次近似于行為藝術的舉動，是羅思文“無奈的抗爭”，22年的乙肝病毒攜帶者生活，讓他絕望，讓他在求學、就業和婚戀等各個方面都歷經挫折。終于，在崩潰的邊緣，他于沉默中爆發了。

　　羅思文的遭遇，是中國9300萬乙肝病毒攜帶者生活現狀的一個縮影。

　　羅思文今年22歲，江西宜春人。他從小就知道自己是乙肝病毒攜帶者。但“農村人不像城里人那般嬌貴”，在老家，鮮有人提及并重視這個問題。羅思文從小到大也從沒覺得自己的身體因為乙肝病毒而有什么異常和不適，所以年少無憂的他并不在乎——直到高考那年。

　　高考那年，他花30元抹去了檔案中的“乙肝污點”

　　快高考的時候，學校組織體檢(體檢結果將寫進檔案)。羅思文他們班總共有60名學生，其中有十幾人是“大三陽”或“小三陽”。老師私下告訴他們：“每個人交30元，請醫院高抬貴手，寫‘正常’。”

　　就這樣，十幾名同“肝”共苦的同學們不知所措地齊刷刷地交了30元，這30元的性質，近似于“贖金”——不讓足以影響他們整個人生的“污點”寫進檔案，用金錢實現“人生救贖”。事后證明，這只是個開始。

　　這30元，是羅思文這名淳樸的農家孩子有生以來第一次“花錢消災”。乙肝病毒，在他心頭的分量開始變得重了起來。

　　因為乙肝病毒，女方家長拆散了他倆

　　羅思文最終考入了江西機電學院。大學三年的金色年華如白駒過隙行將過去，回想起來，最讓他牽腸掛肚的，無疑是那“有緣無分”的曾經的女朋友。

　　他們是大學二年級那年認識并開始交往的，羅思文出于愛護，一開始就真誠地向女友坦白了自己是“大三陽”。女友倒不介意，只是付之一笑，說“沒什么”。在這般陽光、清澈的交心下，兩人的感情日益緊密，大學三年級，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程度。

　　大三上學期，羅思文帶著父母赴女友家求婚。女友的爸媽也是農民，不善言談。出乎羅思文預料的是，在一陣短暫的客套寒暄后，他們突然把話題引到了“乙肝”上。他們沒讀過多少書，對乙肝病毒的認識全部來自道聽途說，他們把乙肝病毒攜帶者描述成行將死去的病夫，“而且很頑固，說什么‘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根本不聽羅思文的解釋。他們最后蓋棺論定：“因為你是‘大三陽’，我們的女兒不能嫁給你。”

　　女方家長的邏輯是這樣的：羅思文家經濟條件不好，他作為乙肝病毒攜帶者日后保不準會發病，一旦發病，這個貧窮家庭的經濟頓時就會被拖垮，女兒在羅家就得受苦。

　　就這樣，一對年輕的戀人被拆散了。雖然戀戀不舍，但很聽爸媽話的女友還是流著眼淚，決然地提出了分手。羅思文又能有什么辦法呢？只能強忍著悲傷，同意分手。這半年以來，他常會思念女朋友，在夢里，在不經意發呆的時候。他時常想：攜帶乙肝病毒，是他們拒絕提親的真實原因？還是借口？得出的結論是：不是唯一原因，但肯定是重要原因。

　　這是第一次，乙肝病毒剝奪了羅思文追求幸福的權利。

　　因為乙肝病毒，多次找到工作都被拒之門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當羅思文還沒來得及從失戀的陰影中完全走出來，他猛然發現自己已經快畢業了，得找工作，走向社會。

　　去年12月，校園招聘的序幕開啟，羅思文通過了深圳某公司營銷崗位的招聘考試，擺在他面前的，只剩下體檢這一關了。公司的人事部工作人員在錄用電話中明確表示：“到深圳來體檢。我們公司不錄用乙肝病毒攜帶者，如果你是，就別來了，免得浪費路費。”

　　這是羅思文找工作以來第一次因為乙肝病毒攜帶者的身份而被拒絕，他在經歷了短暫的精神低谷后，重新振作了起來。“此處不要我，自有要我處”。

　　春節前，羅思文南下廣州求職，借住在琶洲叔叔家。遭遇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廣州的人才市場競爭空前慘烈，羅思文尋尋覓覓數日，一無所獲，垂頭喪氣地回家過年去了。春節后，他二下珠三角，終于通過了東莞一家電子公司的招聘考查。底薪1200元/月，雖然不高，但在今年的經濟不景氣之下，羅思文自認為可以接受。

　　難得有所收獲，羅思文卻怎么也高興不起來。用人單位向他收了三張標準照，叫他去指定醫院體檢，并事先申明查出患有哪些疾病將不錄用——其中包括攜帶乙肝病毒。又是體檢，去，還是不去呢？

　　羅思文心情沉重地去到醫院，內心展開了激烈的斗爭：如果體檢，自掏體檢費不說，還要自討沒趣地面對又一次的心理打擊；如果不檢，就得眼睜睜地看著這次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機會從眼前溜走，實在心有不甘。就這樣地猶豫，就這樣地彷徨，半個上午的時間過去了，他始終不敢面對、難以抉擇。最終，對工作的渴望戰勝了理智，羅思文心存僥幸地指望蒼天有眼，體內的乙肝病毒自動消失。他決定驗血。

　　“自然轉陰”對年輕人來說畢竟是小概率事件，檢查結果仍是“大三陽”，體檢結果兩天后就到了公司人事部。公司負責人委婉地對他說：“治好大三陽再來吧。”羅思文聽后，無言以對，默默地掉頭離開了，他知道：大三陽是沒法治好的。不過他很堅強，當天下午，他在一番自我安慰和自我激勵后，又強顏歡笑地到東莞的其他企業應聘。然而，“乙肝病毒攜帶者”的身份照例讓他連嘗試的機會都沒有。

　　此時，羅思文又想起了父母為供他上大學欠下的三四萬元外債，他的心情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絕望。

　　終于，內心的枷鎖外化成了街頭的枷鎖

　　元宵節那天，在東莞一無所獲的羅思文來到廣州，他到了廣東嶺南肝病研究所，找到該所的楊炯所長，他希望從專家那里得到一絲希望和一絲安慰：“楊所長，我的病到底能不能根治？”這樣的問題，楊炯不知被病患者問了多少遍，“不能”，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羅思文心如死灰地說起了自己在東莞的遭遇，那些歧視和那些無奈，他說“這不是我的錯”。他此時迫切地需要傾訴，楊炯只是安靜地聽著。

　　越說越憤怒，羅思文突然感覺有個聲音在呼喚他：“你該做點什么了。”隨即，他腦海里浮現出一幅幅通過電視和網絡看到的歐美人游行示威時的場景。最后，定格在“戴枷鎖的人”那張照片上。羅思文決定效仿。他先是自制了一幅從古裝片中看到的“中國式枷鎖”，而后又找打印店定做了一對標語：“我是乙肝病者，我要工作。”

　　2月13日上午，羅思文戴著枷鎖，披著標語，出現在了南方人才市場附近。他只是一動不動地站著，任由憤怒的心情寫在臉上、掛上眉梢。

　　那家公司最終收留了他，但內心的枷鎖并未真正打開

　　羅思文的“行為藝術”被媒體廣泛報道后，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幸運隨之而來：楊炯仔細了解后得知，那家拒羅思文于門外的公司老板，湊巧是他的老鄉。經過楊炯的撮合，老板決定收留羅思文，這讓羅思文喜出望外。

　　但羅思文還是沒法忘卻像幽靈般纏著他的乙肝病毒。在接受記者采訪的過程中，一個“老中醫”打電話給他，說要用“獨家秘方”為他免費治療，“能轉陰”。楊炯聽后，勸他別輕信：“凡是號稱能轉陰的，都是騙人的。”但羅思文還是起身走了，臨走前拋下一句：“要嘗試一切的可能。”

　　羅思文走后，楊炯微微地搖了搖頭：“我理解他現在的心情。雖然暫時有了歸宿，但乙肝病毒對他往后事業發展的制約并未解除，除非自己做老板。因為，如果出現更好的機會，他也未必敢跳槽。跳槽多半還得體檢，到那時候，很難再有這次這樣的好運氣，有人幫助他。所以我鼓勵他在這家企業踏踏實實地干，干出成績來。”

　　明明有法可依，但卻形同虛設，為什么？

　　事實上，至少在政策層面，中國9300萬乙肝病毒攜帶者近年來的生存環境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2007年5月18日，當時的勞動與社會保障部下發“2007年第16號文”——《關于維護乙肝表面抗原攜帶者就業權利的意見》(下稱《意見》)，明文要求：“保護乙肝表面抗原攜帶者的就業權利。除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和衛生部規定禁止從事的易使乙肝擴散的工作外，用人單位不得以勞動者攜帶乙肝表面抗原為理由拒絕招用或者辭退乙肝表面抗原攜帶者。”

　　除了食品餐飲和幼師兩個行業，其余任何行業的招聘體檢，都不得檢查應聘者是不是“大三陽”或“小三陽”——即“兩對半”。緊接著，廣州市衛生局又下發《關于進一步維護乙肝表面抗原攜帶者就業權利的通知》，進一步明確了《意見》的要求。

　　也就是說，乙肝病毒攜帶者的就業權益保障，無論在中央層面，還是地方層面，都是有法可依的。但“意見歸意見，通知歸通知”，據記者了解，招聘體檢檢查“大三陽”或“小三陽”，仍是主流現象。

　　乙肝并沒有那么可怕，乙肝病毒傳染的概率非常低

　　楊炯指出：國人總有“病從口入”的思維定勢，但事實上，乙肝病毒的傳染概率非常低。

　　楊炯曾做過一個調查：他找到400對結婚滿10年的夫妻，10年前，他們中的一方攜帶乙肝病毒，另一方不攜帶；10年后，與對方有過多次性接觸的不攜帶一方，是否被傳染上了呢？調查結果是：傳染幾率僅為6.4%。對老夫老妻而言，這個概率可謂非常之低，原因在于：人體自身有免疫功能，免疫功能健全者，通常不會被感染。

　　“與其歧視13.3%的‘他們’，不如預防86.7%的‘自己’。”楊炯建議，“目前，我國疫苗免費接種的范圍還僅限于新生兒，這是遠遠不夠的。假設人人都打了疫苗，還有必要害怕和歧視攜帶者嗎？”近六年來，楊炯自掏腰包，給3萬多人免費注射了疫苗，“幾塊錢一支，也沒花多少錢”。但如此浩大的工程，僅憑他個人的盡力而為顯然是不夠的，他希望政府能夠挑起這副并不算太重的擔子。

　　近年來，楊炯通過政協等參政議政平臺，不斷地提出“為保護乙肝病毒攜帶者權益而立法”的建議。他建議全國人大盡早頒布相關的法律，以最高級別的法律約束力來保障乙肝病毒攜帶者的權益。（文/本報記者 張強 圖/本報記者 黎旭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