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從地方兩會到全國兩會，總有一些“雷人”語錄橫空出世。雷語一出，誰與爭鋒？一時間眾聲喧嘩。今年全國兩會，至今為止坐穩“雷人語錄”的頭榜，恐怕非“看病難看病貴是誤導”莫屬。

　　“雷”是個感受很主觀的東西，代表委員參政議政，提案也罷，議案也罷，建議和發言也罷，讓人眼亮一下，耳震一下，給人新鮮感，甚至刺痛感，就夠“雷”了，就達到了被關注、被議論的效果。不過，“雷”雖然沒有一個客觀標準，但終究有跡可尋。歸納起來，有幾個特點：一是獨出心裁標新立異型，比如恢復繁體字，把人民幣改稱中華元等，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真要實施，太折騰人；二是扮傻扮天真型，比如建議實行每周4天半工作制，雖然表達了“有益身心健康”的愿望，但太脫離現實、太不食人間煙火了；三是挑釁常識型，典型代表就是“看病難看病貴是誤導”，這種有悖公眾認知和訴求的表達，自然會激起公眾熱議。

　　正常的政治生態，應該有底氣、有胸懷包容和接納雷人語錄。雷人語錄也許刺耳一點，難聽一點，也許違背了公眾認知，但比起那些高高在上的官話、大話和不著邊際的空話、套話、老話，總要直率得多，也認真得多。在此前一些地方兩會中，我們就見識了不少“不雷人”的提案議案，個別代表委員煞有介事提出來的東西，明明早已作出了決策并開始實施。這種“馬后炮”，才是對寶貴政治資源不折不扣的浪費，才是對“被代表”和“被囑托”責任的活靈活現的輕慢。

　　我相信大多雷人語錄是真情流露。不管是獨出心裁標新立異型，還是扮傻扮天真型，總是有思考，有意愿，有立場和觀點。即便是“看病難看病貴是誤導”這類挑戰常識型，我們在口誅筆伐地“排雷”、“掃雷”之前，也必須承認其代表了一個群體的聲音。

　　能夠把自己的認知和訴求擺在臺面上，再雷人也算是光明磊落。

　　不怕話雷人，就看不敢雷。醫療衛生界有委員以“看病難看病貴是誤導”雷公眾，如果有代表公眾利益的代表委員能針鋒相對，就能起到矯正和平衡的作用。可喜的是，全國人大代表鐘南山院士及時站出來了，不僅進行了有力的批駁，還一針見血地指出，看病貴看病難的根源就在于醫療結構扭曲。這位老院士就來自醫療衛生界，他能自揭家丑“反水”，其勇氣之果決，力道之精準，抓住了要害，我就不信那些說“看病難看病貴是誤導”的人不會被雷倒。以其雷之道還治其雷，痛快！

　　雷人是一種姿態，認真或扮認真地雷人，或多或少都能刺激出一定的條件反射。而我真正擔憂的不是雷人語錄，而是代表委員因為怕雷人而放棄雷人姿態。就我個人觀感，與往年相比，今年兩會直到今天為止，有意味、有見地、有熱辣勁的雷人語錄并不多，能像鐘南山院士一樣拍案而起直抒胸臆的代表委員也不多。

　　出現這種現象，也許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召開兩會，公眾關注的熱點、焦點是就業、食品安全、救市等宏大主題，特殊背景下，公眾對這些“緊急政務”寄予特別的期待，所以，代表委員大多抱有獻計獻策的心態提建議、出主意，都想當治病救人的好郎中。但郎中多了，就有“大處方”之嫌，莫衷一是，也解決不了真正的問題。

　　我們并不希望代表委員們人人都當好郎中，而是希望他們能明晰自己的職能，履行好代言人角色，為誰代言，是否有效代言，就需要在一個制衡的平臺上溝通、交流、辨析甚至辯駁，在一個理性的機制內充分地展開博弈，同時，無論有多少“緊急政務”，都應堅定不移地行使監督政府的使命，都應不留情面地去雷人。去年兩會，有關“中華文明城”，有關教育行政化，代表委員的表達夠尖銳了，但公眾就是愛聽這些雷人語錄。但今年兩會，教育行政化愈演愈烈，教育現狀讓公眾起來越失望，但似乎沒人理睬了，而“中華文明城”更絕，是從善如流不建了，還是在暗度陳倉偷偷大興土木，公眾仍然一無所知。我們就這樣被不雷人的“溫文爾雅”，給雷倒了。李鴻文(晶報評論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