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出臺的新醫改方案是今年兩會上代表、委員們關注的焦點之一，新醫改明確提出的“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更引發了醫藥衛生界委員們的廣泛討論。全國政協委員、中日友好醫院肛腸科主任安阿玥委員認為，目前我國的基本藥物制度存在一定弊端，如果不把這些“漏洞”堵上，新醫改的推行很可能會遭遇困難。

　　基本藥物不“基本”

　　“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是此次新醫改方案中提出來的，但由于缺乏相關的制度約束，被列入目錄的藥物面臨著“企業不愿生產，醫院不愿使用”的尷尬局面。安委員認為，被列入目錄的藥物過多，也是“基本藥物”制度難以推行的原因之一，“世界衛生組織《基本藥物示范目錄》中的藥品數量穩定在310個左右。目前我國使用的《基本藥物目錄》中西藥品種773個，中藥品種1260個——藥品數量之多，已經遠遠超出了‘基本’的范疇。”

　　降價藥改頭換面

　　安委員認為，造成“看病貴”的主要因素之一是藥價虛高。雖然國家發改委不斷推出藥品降價目錄強制降低價格。但藥品企業和代理商會利用“停止供貨”和“藥品重生”等手法應對，降價藥消失后在一夜之間就可以改頭換面成為“新藥”。如已經不常見的普通紅霉素藥品，“重生”后市場上竟有47種名稱，且仍能得到“新藥”批準，每一次降價給百姓帶來的利益實際都被藥企和代理商們迅速消化了。

　　臨床用藥不合理

　　對于普通患者來說，醫生開給自己的處方是否合理很難判斷。身為醫生的安委員提醒，目前臨床不合理處方的表現形式有很多種，抗生素的濫用就很常見。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顯示，我國國內住院患者的抗生素使用率高達80%，其中使用廣譜抗生素和聯合使用的占到了58%，遠遠高于30%的國際水平。此外，西醫大夫開具中成藥的現象越來越多，卻往往忽視了中醫辨證施治的特點，這也屬于不合理用藥。

　　藥物流通暗箱操作

　　安委員發現，為了使產品能夠進入國家基本藥物目錄，一部分企業不惜代價進行大力“公關”，而在醫院“以藥養醫”格局未能改變的前提下，醫院在消費環節中充當了藥品的購買者和藥品的使用者，利用藥品差價和回扣謀利的腐敗行為也得以產生，回報率相對較低的降價藥顯然也就被排擠出了市場。

　　建議：基本藥物目錄公開前要征求百姓意見

　　安委員認為，國家基本藥物目錄應堅持每幾年更換一次，并充分考慮對藥物不良反應及副作用的處理；每次調整基本藥物目錄時，衛生部門要首先征求廣大老百姓和醫務人員的意見，采納合理建議后及時對目錄進行修改；基本藥物目錄在制定時，還要充分考慮各個省、區、市情況的不同。

　　同時，他還呼吁對于制藥企業“一名多藥，一藥多名”的現象進行一次徹底的清理整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