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調查

　　“我被強制治療了”

　　“還在等待判決。”3月20日傍晚，在北京市朝陽區的一個素食館中，身著袈衣的鄒宜均告訴記者，作為出家人，她已把恩怨看淡，起訴是為了幫助更多的“被強制治療”的疑似精神病人“維權”。她認為，現有的精神病人強制治療制度存在安全隱患，“沒病的人很容易被強制收治”。

　　回憶起被強制治療的情景，鄒宜均說當時最強烈的感受是“綁架”。

　　那是2006年10月21日，周六，她和家人約好給父親掃墓。在母親的安排下，她乘坐哥哥鄒劍雄的車趕往深圳市寶山墓園。然而在墓園門口，一輛面包車攔住了去路，七八個男人把鄒宜均硬拉出來。

　　“你們是什么人?”

　　“我們是警察，你做過什么，你很清楚，跟我們回去再說。”

　　惶惑間，鄒宜均被推上了面包車，在車上，她被背銬手銬、舊領帶蒙住眼睛、紙袋套頭，還被強行臀部肌肉注射。一個半小時后，鄒宜均下車后去衛生間的途中向一位女士求救，方知自己被送到了廣州白云心理醫院(負責收治精神病患者)，她立即撥通律師黃雪濤(此前曾代理她的離婚訴訟)的電話求救，沒說幾句，電話就被搶走了。緊接著，她又被強行注射藥物，昏睡了3天。

　　“對鄒宜均使用暴力強制的，是什么人?是親屬雇請的社會流氓，還是喬裝打扮的醫院護工?”3月2日，在廣州市白云區法院，鄒宜均狀告廣州白云心理醫院、中山埠湖醫院(鄒宜均在此接受強制治療3個月)和母親、哥哥共同侵權案的庭審現場，律師黃雪濤質問各被告。對方含糊其詞。

　　3月26日晚，在與記者通電話時，鄒劍雄也沒有直接回答這一問題，他說:“僅憑鄒宜均的口述，不足以說明這件事是真的。”

　　“我們醫院派出的都是醫護人員。”3月27日上午，廣州白云心理醫院醫務科的張醫生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他們醫院非常正規，不會派身份不明的人去收治病人。

　　中山市埠湖醫院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對鄒宜均多次提出出院要求，該院組織過專家會診，結論是鄒宜均患了“雙相情感障礙”(臨床表現為“抑郁癥”或“躁狂癥”)，病情描述是“交談過程中，病人語量較多，思維略顯奔逸，情緒不穩定易激動……”，需要治療。

　　“我不認為我有精神病。”鄒宜均一再向記者強調。

　　“除了和醫院簽訂《委托治療同意書》的母親和哥哥，任何人都不能把我接出來。”鄒宜均告訴記者，事發前，其三姐曾經通知她有可能被家里其他人送入精神病院。聯想到在財產問題上和家人的多次沖突，她在2006年10月8日簽訂了《全權授權委托書》，委托黃雪濤律師代其行使一切權利，包括“探訪、申請精神鑒定、對鑒定提出異議、要求精神病院釋放本人”等，有效期至2007年9月30日。但是，院方對此不予理睬，黃雪濤連“探望”都做不到。

　　鄒宜均回憶說，廣州白云心理醫院和中山市埠湖醫院經過診斷后都認定她是精神病人，并給她服藥治療、派多位醫生和她“聊天”(治療手段)。2006年12月底，中山市埠湖醫院杜姓、黃姓兩位醫生分別告訴她，她的情況很穩定，月初即可出院，但是她母親不同意，醫生們有些無奈地表示:“聽家人的話吧，你就可以早點出院。”

　　2007年1月26日，在被強制住院三個月零五天后，鄒宜均終于“出院”了，但是在家中，她依然被當做精神病患者來對待，母親和保姆24小時“緊盯”令她沒有自由。20天后，鄒宜均趁家人不備出走了，此后，她再沒能回家———她的住所已被家人接管。不久，延續多年禮佛習慣的她剃度出家，現在北京靜修。鄒宜均告訴記者，時至今日，她的家人拒絕接聽她的電話，也從來不曾和她聯系。而她擔心自己再被送入精神病院，所以也不敢單獨呆在深圳及其周邊城市。

　　A 住不住院，能不能讓疑似精神病人自己決定

　　在黃雪濤看來，廣州白云心理醫院“配合”鄒宜均家人進行的收治行為，侵犯了鄒宜均的“住院自主決定權”。但問題在于，當公民被指疑似患有精神病時，是否住院還能由本人自主決定嗎?精神病治療機構對他的主張是采信，還是該當成“瘋言瘋語”不予理睬?

　　“住院自主決定權，包括‘拒絕住院權’，已經治愈患者的‘出院權’等。”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劉白駒告訴記者，目前在國際上，疑似精神病人的拒絕住院權得到了廣泛認同。當然，疑似精神病患者也沒有絕對的拒絕住院權，當其沒有自知力的時候，就應該被強制收治。

　　劉白駒很贊同聯合國《保護患精神疾病的人和改善精神衛生保健的原則》的規定，即“沒有精神病人的知情、同意，不得對其進行治療;一個人只有在因精神病很可能立即和迫近地傷害自己和他人，其精神病是嚴重的并已損害其判斷能力的時候，才可經過法定的程序將他非自愿地收住精神病院”。“遺憾的是，我國還沒有‘法定程序’，現有法律在這方面還沒有規定”。

　　在實踐中，如果送治人(親屬、單位等)不同意，精神病醫療機構往往以“委托人不同意”為由不予放行，這會導致精神已經恢復正常的人被繼續留置、服藥。

　　對病人出院的條件，中山市埠湖醫院有關負責人表示，該院奉行的是“來去自由”的原則。這個“自由”是病人的自由還是家屬的自由?這位負責人表示，“病人監護人的意思當然很重要，因為很多精神病人是沒有自知力的。”他強調，在鄒宜均的治療上，該院是依據國家已有的醫療規范來處理的，“她的母親始終陪護，醫院的診療過程都有病歷記錄”，該院的有關做法都是“合法合理、合乎醫療規范的”。

　　“如果發現病人已經治愈，應該允許其立即出院。”北京大學教授孫東東告訴記者，對已經治愈的精神病患者的“出院”要求，無論有沒有送治人的同意，精神病醫療機構都應該立即同意。但是他也指出，這會給精神病醫療機構的“收費”增加困難。

　　B 病到什么程度可以強制治療

　　被院方事后認定為“雙相情感障礙”的鄒宜均，必須被強制治療嗎?

　　“院方是依據‘精神病人入院收治指征’對我進行強制收治的。”鄒宜均說。這一點，從廣州白云心理醫院張醫生那里也得到了印證，他表示:“這是我們行業內統一適用的標準。”

　　中山市埠湖醫院有關負責人也表示，在診斷病人時，他們同時也會參照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分會和國際上通行的一些診斷標準。

　　“精神病人入院收治指征”，是衛生部2001年11月出臺的《關于加強對精神病院管理的通知》的一個附件，其中列明了“臨床癥狀嚴重，對自己和(或)周圍構成危害者”等5項具體指標。

　　“‘拒絕接受治療或門診治療困難者’這一標準很容易讓沒病的人被強制收治。”鄒宜均說，在接受強制治療過程中，醫生們判斷她是否有精神病的標準之一是她自己是否承認有病。“不承認”會被醫生認為是缺乏自知力、拒絕接受治療;如果反抗甚或使用暴力，則會被醫生視為“門診治療困難者”、有躁狂癥狀;如果告訴醫生自己遭受親屬迫害，對此家屬一般會徹底否認，而醫生會認為此人已經有妄想、幻覺了。

　　對“越不承認有病，越證明有精神病”，孫東東解釋說，精神病人是不會承認自己有病的，而其治愈的標準也應該是“承認有精神病，對自己的病情非常明了，能自己調節藥量”。

　　“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應該根據病情輕重，決定是否住院治療，不能一概而論。我認為，只要沒有危險性，一概不應住院治療。”劉白駒表示，住院治療的患者應該符合“很可能立即和迫近地傷害自己和他人，嚴重到已損害其判斷能力”的條件。

　　在劉白駒看來，“非自愿住院治療”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按照我國立法法規定，應該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來規定，“精神病人入院收治指征”只是一個文件。

　　C 強制治療，全由送治者說了算?

　　鄒宜均質疑的另外一個問題是:診斷時，送治者的話語應否被完全采信?

　　黃雪濤告訴記者，2006年10月，鄒宜均被強制治療后，輿論普遍關注，她的家人在廣州白云心理醫院召開記者招待會，宣讀了公開信，稱鄒宜均因父親過世和婚姻失敗的雙重打擊，曾有自殺行為，已患精神病，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她好”。但鄒宜均明確表示，她從沒有過自殺行為。

　　對此，鄒劍雄不予置評。他告訴記者，在法院判決后，他們會主動聯系媒體，作出相應解釋。但他還是提出疑問:“是該聽信醫生的‘病情嚴重’的診斷，還是聽信鄒宜均本人的‘無病’陳述?作為家屬，如果明知親人有病而不送治，豈不是更有問題?”對鄒宜均案件的細節，廣州白云心理醫院的張醫生表示不好多說，以他們在法庭上的回答為準。

　　“送治人的陳述很重要。”孫東東表示，精神病大體可分為兩類:器質性精神病和非器質性精神病。對后者，目前醫療儀器無法予以檢測驗證，其判定主要靠精神病醫生的經驗，而醫生對新收治的病人是不了解的，當然要依賴送治人對患者病情的陳述。孫東東也承認，對此，不能完全排除誤診的可能，“但更要相信精神病醫療機構和精神病醫生”。

　　“送治人的陳述僅僅是個參考，如果精神病院不能很好地‘把關’，一個精神正常的人完全可能被強制收治。”劉白駒提醒說，實際上，家屬往往恰恰是容易和疑似精神病人發生矛盾的，并不一定天然站在患者一方。而且，依據民法通則，家屬如果想成為監護人，必須經過法院指定。

　　2007年2月14日，鄒宜均曾經到深圳市寶安區黃田派出所報案，說自己被非法拘禁。在鄒宜均出來之前，黃雪濤也多次報案———人口失蹤、非法拘禁等，最后在鄒的家人出面解釋后，都不了了之。

　　劉白駒告訴記者，嚴格地講，對正常人的強制收治涉嫌非法拘禁。但是，實踐中，該罪不好認定，因為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要依賴精神病醫療機構的精神病鑒定結論。考慮這一點，鄒宜均提起了民事訴訟，她的請求也簡單:請求判定家屬委托醫院收治她的協議無效，院方賠償1萬元并賠禮道歉。

　　截至記者發稿時，法院尚未作出判決。 （鄭赫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