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長松了一口氣”

　　5月4日，宋毅趕到蒂華納機場和魏晨曦匯合。候機室里有20多個等候中國包機的華人，個個神情嚴肅。

　　候機室里沒有人戴口罩。在這里，讓人焦慮的并不是病毒的傳播，而是飛機何時到達。因為蒂華納的大霧天氣，包機不得不降落在就近的洛杉磯。真是一段一波三折的航程。

　　終于等到包機了。宋毅聽領事館官員的要求，戴上口罩。每個人在登機前簽署了一份《告知書》，上面寫明搭乘包機的旅客到達上海應當配合接受七天的醫學觀察。

　　通過紅外測溫儀的第一道關口，遇到的是機艙門口迎接的空姐，她們戴著口罩和手套，努力在眼角流露出笑意。宋毅收到一盒“達菲”、一面小國旗、一個N95口罩和一瓶免洗洗手液，換上新口罩才能登機。

　　與以往的任何一次登機經歷完全不同，這一次，宋毅感覺自己像是在進入一個無菌實驗室。

　　機艙很大，乘客并不多，他們被安排間隔著就坐，每一排只坐三個人。

　　“有點著急，但并不恐慌。”這是王世山對他的這批特殊乘客的第一印象。懷有4個多月身孕的董女士倒是比較緊張，一直擔心孩子會受到病毒的感染。

　　坐定之后，包機并不忙著起飛，盧洪洲教授又向在蒂華納登機的旅客簡單介紹了防護知識，播放了隨機攜帶的防疫宣傳片。

　　宋毅聽得并不仔細，她在機場熬了一天，已經昏昏欲睡。醒來的時候，看見桌上多了一個蘋果。

　　客艙內人員需要全程戴口罩。當然，絕對的隔絕難以實現，畢竟人們要摘下口罩吃東西。機組吃完飯，徐娟娟就會提醒：“快快快，把口罩戴上，有傳染病！”

　　13小時的飛行，兩餐都是廣式點心，戴著口罩、手套的空姐每隔一個人分發一份，宋毅吃飯時，邊上的兩人不能解開口罩，就這樣輪流進餐。

　　幾天的折騰讓人心力交瘁，機艙內交談的人很少，許多人一路睡到了上海。偶爾有人睡覺時覺得憋悶，把鼻孔露在口罩外面，乘務員趕緊過去糾正。“乘客們都很配合，這讓我很欣慰。”徐娟娟說，去程的時候，她還在擔心會有乘客拒絕全程戴口罩。

　　航程中一共測了四次體溫，這不包括下飛機前的那一次。北京時間5月6日16時32分，南航包機停在了上海浦東機場的遠機位。飛機停穩后，上海衛生局的工作人員穿著雪白的聯體隔離衣出現在機艙里，他們拿著紅外測溫儀給每個旅客量體溫，收回了他們在機上填寫的《健康申報卡》。

　　一切檢查完畢，旅客每8人一組下飛機。第一個離開飛機的男乘客戴著口罩，墨西哥草帽上插著一面五星紅旗，一出機艙就張開雙臂，蹦跳著走下舷梯。

　　被問及抵達上海的感受，王世山和徐娟娟的回答非常一致：長長松了一口氣。

　　來接機的王濤被隔在警戒線外，只能與王帥電話問候。宋毅坐上大巴，隔著車窗看著遠處迎接他們的人群。離得很遠的地方，有人在攝影，一個扛攝像機的人站在了警戒線以內，穿著連體防護服。

　　這種被關注的場面是宋毅沒有想到的，魏晨曦甚至覺得“有點小題大做了”。大巴在浦東機場邊上的三甲港一家酒店停下，三層樓高的酒店門口大橫幅張貼著“歡迎您回到祖國懷抱”。

　　“宅男宅女”

　　在那間與世隔絕的賓館里，包機乘客成了一群標準的“宅男宅女”，一天測兩次體溫，還會見到送餐和打掃衛生的人，都是全副武裝，相互并無交流。

　　王帥住在三樓，她顯得比帶團旅游時還要忙，每天要在QQ上接受紙媒記者采訪，每隔幾小時就有廣播電視記者打電話來連線，回國之后，她被媒體評為“史上最美導游”，連自己在四川龍泉驛的母親也有記者登門采訪。

　　每天早上8點鐘，宋毅收下早飯，量完體溫，然后回到床上繼續睡覺，直到中午的兩葷兩素送來。

　　她醒來拉開窗簾，窗外是一片湖。她并不太愿意靠近窗臺，因為每天有各種扛著攝像機的人對著探出腦袋的窗戶拍攝。

　　他們被隔離在遠郊區，卻成了這段日子上海新聞的主角。關于南航包機的“傳奇”經歷，許多細節宋毅還是在網上得知。

　　煩悶時，宋毅會打開電視，幾天的隔離，她說自己幾乎成了廣播電視報，知道每個臺每個時段在演什么節目。“苦娘，奶娘，電視里的片子都和娘有關。”

　　情緒不佳時，她就給國內的朋友打電話，也會和住在隔壁的魏晨曦煲電話粥。每天必須給遠在山東的父母報平安，母親還是像之前哄著她回國一樣告訴她，家里準備了許多好吃的。她覺得母親把事情想得太過嚴重了，畢竟“重災區”墨西哥都沒那么恐慌。

　　朋友、記者的電話也不斷打進來，宋毅的手機被打到了停機。到了5月11日，連一向自認為很“宅”的宋毅也有些耐不住了，她說很想出去走走，回到正常生活。打開電視，一條新聞正被滾動播出：一名四川籍的中國留學生由美國經東京回國，目前已被確診為中國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

　　5月6日傍晚，王世山帶著他的豪華機組離開上海，飛回了廣州南航總部。那里的歡迎場面比浦東機場隆重得多。領導向機組人員發放了慰問品——由他們所在部門的同事代領了。王世山說自己得到一個禮品袋，里面裝了七本書，其中有一本叫《明朝那些事兒》，一個MP4，身為飛行部副總經理的他，還有三本有關“科學發展觀”的書籍。

　　機組成員被安排住進一個度假酒店，接受7天的醫學觀察。一路上警車開道。

　　乘務長王蓬講述了大巴開動前的趣事——一名工作人員上車，非常嚴肅地宣讀了醫學觀察紀律和注意事項，汽車上氣氛頓時緊張起來，這時眼尖的機長突然笑起來：“您好面熟啊！是不是負責我們空勤人員醫護室的L醫生啊？”大家仔細一看，在厚厚的口罩后面辨認出“一個熟悉的額頭”，頓時感覺親切了許多。

　　在度假村里，機組人員生活安逸舒適，不過與那些被隔離的乘客并無本質區別，每天面對的只是電話、電腦、電視。唯一能見到的是送物品、測體溫的工作人員，衣服厚重，只能隱約看到一雙眼睛。

　　徐娟娟說，自己以前沒這么被隔離過，但她愿意配合。人們在房里通常不戴口罩，但只要出房門，就要戴上。徐娟娟和王世山的陽臺相隔十多米，“我們還是會戴著口罩打招呼。每天悶了，就喊一聲，然后聊一聊。”

　　王世山說，最初要接受很多采訪，隨后有漸漸產生寂寞的情緒，但是“要對自己負責對大家負責，所以(隔離)也可以理解的”。生活用品都有人送貨上門，穿著防護服，戴著口罩、手套，王世山說，經歷過SARS了，也沒覺得太新鮮。

　　那架編號為CZ999的波音777客機，完成了飛行距離28498公里(接近于繞赤道一周)的特殊航程，在上海浦東機場降落后接受過一次消毒，到達廣州后，飛機維修公司的機務人員身著隔離服進入機艙，又進行了全面徹底的清潔和消毒，還對空調系統進行了清潔通風測試。

　　它也要接受“隔離”，度過至少一周的假期。這架機長和翼展都超過60米的龐大飛機，安靜地停在廣州新白云機場遠離停機坪的一個特定區域，面對著飛行生涯里少有的大段落寞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