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者狀告衛生局

　　在江浙藥監系統，高敬德的名字廣為人知。曾做過十幾年藥品經銷工作的他，一次不慎吃了假藥導致身體不適，從此走上了藥品打假之路。他堅持用真名進行舉報打假，成為江浙一帶醫藥衛生界和媒體關注的對象。

　　2007年7月，高敬德接到舉報，前往杭州購買了一種名為“美國偉哥1號”的產品，其制造商為西藏美龍保健品有限公司，上面標明批準文號為“衛食準字(2005)第56號”。經多方查詢，他發現該產品的批準文號根本不存在，就立刻向杭州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投訴。杭州市藥監局也很快派出稽查人員前往檢查，并在店內查獲兩盒“偉哥1號”。8天后，杭州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偉哥1號”涉嫌偽造衛生部門文號為由，將此事移送給杭州市衛生局。而杭州市衛生局在回復中稱，“偉哥1號”產品從商品名、標注的成分和療效宣傳等方面而言，具備藥品的特征，因此該產品不屬食品，不由衛生部門負責處理。

　　2009年3月9日，高敬德向杭州市上城區人民法院遞交了訴狀，請求法院判令杭州市衛生局行政不作為，并同時依法追究銷售商杭州宏泰醫藥連鎖有限公司的法律責任。5月22日，杭州市上城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將擇日宣判。

　　記者在杭州采訪注意到，類似“偉哥1號”之類的“山寨藥”，多以假冒衛食準字等批號出現，并在外包裝上宣傳療效，其低劣質量會造成極大安全隱患。它們到底歸誰管？對此藥監部門和衛生行政部門雖然各有說法，但答案卻是一致的：不歸自己管。

　　藥監部門：我們沒有處罰權

　　杭州市食品藥品監管局委托其監察稽查支隊辦公室副主任王延峰接受記者采訪。他表示，“食準字”假冒的是衛生行政部門的批號，因此對其查處也是衛生行政部門的法定職責。

　　王延峰還拿出衛生部辦公廳于2005年下發的“衛辦監督發【2005】114號”文件。這份名為《衛生部辦公廳關于開展違法宣傳改善性功能專項檢查的通知》的文件下發對象為各省級衛生行政部門。王延峰在其中用筆畫出一些字句：“查處涉嫌違法宣傳改善性功能的產品36種，其包裝上標明的批準文號主要為衛食準字、特衛食字、衛食健字、食試字、衛消準字等……對檢查中發現偽造、冒用衛生部門批文或批號的產品，要立即取締。”他說，這份文件說明，上級對于地方衛生行政部門查處這類產品是有要求的。

　　記者此前曾在杭州街頭購買了一份名為“蟲草牦牛壯骨”的“山寨藥”，請藥監部門判別。王延峰看過標有衛生許可證號為“青(互)衛食證字(2007)第632126-400001號”，同時還注明成分、食用人群、服用方法、劑型、規格、注意事項等內容的說明書，判斷其應該作為食品由衛生部門管理。“你看，它標識的批號是‘衛食證’。”

　　《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第43條規定，非藥品不得在其包裝、標簽、說明書及有關宣傳資料上，進行預防、治療、診斷人體疾病等有關內容的宣傳。王延峰表示：“我們所能做的，只能倡議藥企自律，在發現違規產品之后要求藥店將其下架。”他說，“如果要進一步查處，我們做不了。法律沒有賦予我們處罰權。”

     衛生部門：我們沒有權力管

　　杭州市衛生局辦公室副主任應旭旻接受了記者采訪。他表示，高敬德告錯了對象。衛生局認為，認定“山寨藥”是食品還是藥品，關鍵不是看其批號，而是應該從其特征，諸如包裝標識、宣傳功效、主治癥狀、產品標示成分等方面判斷。“偽造一個食準字的批號就可以認定為食品？這顯然不合理。那造假的在電飯鍋上貼個食準字批號，是不是也把它當食品來管？”應旭旻說，職能部門不能憑借單一的批準文號來確定其產品屬性。記者拿出“蟲草牦牛壯骨”產品說明書請他判斷，應旭旻看后說：“這應該由藥監部門來管。首先，其主要成分里標示有藏藥成分、骨膠原蛋白，這是藥品才含有的成分；其次，其包裝上還寫明了服用方法、劑型、注意事項等，這都是藥品包裝要求的。”

　　應旭旻說，如果這個產品是藥品，應該屬于藥監部門管；如果是銷售環節的食品，那應該由工商部門來管。《食品安全法》出臺之后，衛生部門在其中更多的是起到綜合協調的作用。

　　記者拿出從國家藥監局拿到的衛生部文件，應旭旻看過之后向記者表示，這個問題他不太了解，要征詢一下主管處室的意見。在和衛生局監督處負責人通過電話之后，他告訴記者，衛生部發過許多文件，大多是針對一個階段一個時期的工作安排，只能算是部門內部的指導意見，并不能借此認為衛生部門就具有處罰權。“不是我們不愿管，而是沒有權力管。”他說，如果管了，別人說衛生局“行政亂作為”怎么辦？

　　“山寨藥”泛濫市場究竟誰來管

　　監管部門聲稱自己無權管，讓通過舉報打假的高敬德很著急。他說，政府職責怎么劃分他不關心，但是總要有人管。現在市場上的“山寨藥”已經泛濫成災了。為證明自己所言不虛，他邀請記者一起去藥店看看。

　　5月23日上午，高敬德和記者來到杭州市太平門直街。他隨便選擇了一家名為“冬春堂”的藥店。“那個蟲草牦牛壯骨的產品有嗎？”他問銷售員。這個產品是高敬德以前發現的“山寨藥”，他也曾向有關部門舉報，但和“美國偉哥1號”一樣再無下文。銷售員答話：“有。”轉身離開柜臺，走進店鋪里間。過了一兩分鐘，她捧著一個大號黑色塑料袋走出來，在高敬德面前打開，里面堆滿了這種“山寨藥”。看到高敬德在認真地挑選，銷售員的態度很熱情：“現在我們還搞活動，買二送一。”這筆生意最終以50元2盒成交。

　　走出店面，記者仔細端詳這個產品的包裝盒，上面標明了衛生許可證。高敬德說：“這些全是假的。”此前，他已經向青海當地的工商部門咨詢過，根本查不到產品包裝盒上標明的企業，其電話和地址也都不存在。至于所用的衛生許可證號，更是純屬虛構。“我在杭州市隨便轉了16家藥店，有8家在賣類似的假貨。”

　　實際上，有關部門并非沒有注意到“山寨藥”等非藥品失控的局面。安徽等省藥監部門曾在其網站公布的工作總結中，都提到“真藥人人管，假藥無人問”的情況；江西、陜西等省衛生廳也曾發布公告，宣布廢止“衛食準字”、“衛新食準字”等經常被造假者冒用的批準文號；衛生部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也都曾開展專項行動整治亂象。但是，在日常工作中，各部門卻又陷入權力與責任的糾纏不清中，讓高敬德這樣的打假者摸不著頭腦，只能眼看著“山寨藥”泛濫干著急。不得已，他只好和本應屬于“同盟軍”的監管部門打起了行政官司。談及這些訴訟，高敬德很沮喪：“應該是政府部門分內的工作，為什么要靠老百姓打官司去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