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見證災難的人都可能被災難影響，而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撫慰他們心理上的傷痕。”復旦大學心理分析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申荷永教授這樣說。

　　“從廢墟中出來，看見那些殘肢，看見那些覆蓋著泥砂的尸首，聽見老人、孩子或女人證實親人罹難后的失聲痛哭，聽見那些廢墟中低微的呼救聲，我忍不住眼淚，控制不住自己的悲傷。”前不久，一位前方記者在給同事的留言中這樣說。而那些每天流著淚關注電視中救災直播的人，更是難以計數。

　　直接受災人群通常被認為是心理創傷的主要受害者，但申荷永教授認為，不僅僅是直接受災的人需要心理援助，更多的外圍人群更加需要我們關注。這些人群包括幸存者、現場的記者、營救第一線的武警官兵、身處外地的川籍人士，甚至包括時刻關注汶川地震、瀏覽了許多相關圖片的人。

　　“對于災后幸存者，他們失去了太多，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上的苦痛都很重。有些人不得不面對親人去世、一無所有的現實，因此我們的工作重點在于刺激他們的生存欲望。”申荷永說。

　　“身處救災一線官兵見到了太多的死亡、太多的遺體，他們的救援能力是有限的，有很多生命他們來不及救，這也很容易導致救援者自身心理耗竭，產生失落、憂傷、挫折，甚至幻滅感。”申荷永說，“我也曾經當過兵，據我所知，不少參與此次抗災工作的戰士都只有十七八歲。在此之前，他們可能從來沒有面對過如此慘烈、殘酷的場面，這樣的經歷給他們帶來的心理創傷可想而知。”

　　有調查顯示，在臺灣南投震災后，三成參與施救的官兵有精神上的困擾，比如會有失眠、噩夢、不敢見人等反常表現。“我們要做的工作，也應該包括如何針對這部分人群進行及時的心理援助，讓他們在抗災之后盡快地恢復到平常的生活中去。”申荷永說。

　　對于身處外地的川籍人士，及時的安撫也是很重要的。“我知道，絕大部分身在外地的四川人在得知地震的消息后，都有立即回家的強烈愿望。當然，交通等現實情況并不允許他們這樣去做，但他們的復雜心情絕對是可以理解的。無法與家人并肩作戰，很可能使他們產生負面情緒，而這，同樣也是心理援助需要關注的一個問題。”

　　申荷永分析，隨著時間的推移，幸存者在災后可能經歷的幾種心理狀態：

　　首先，在初始階段，他們可能會產生一種英雄主義、利他主義和樂觀主義的情緒，因為與那些遇難者相比，自己“還不是最慘的”；之后，是清理階段，人們會探究及討論有關災難的事實，試圖將事實拼湊起來，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么事；在接下來的幻想破滅階段，人們則會表達出一種挫折及憤怒的感受——災難后所產生的生活問題也將成為他們受挫及憤怒情緒的來源。

　　申荷永說，在治療過程中，支持系統對于心理復原非常重要。“災難之后，大部分人會有情緒或心理耗竭，而創傷之后的壓力是個動態過程。對于個人來講，最重要的支持系統就是家庭。遷移和密集的災后重建工作會破壞人們和原有支持系統的關系，因而要鼓勵他們多跟家人或朋友相聚在一起。對于很多在災難中失去家人和朋友的人，救助團體應該予以力所能及的幫助和關懷。”（實習生 施雯霞 本報記者 周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