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在病人自我保護意識不斷增強的今天，因手術引發抑郁癥而導致的醫患糾紛，逐漸成為一類新型醫療糾紛，而目前，這方面的法律法規仍是空白，醫患雙方都是苦不堪言。

　　一位法官說，在審理由術后抑郁癥引發的醫療糾紛時，患者術后產生抑郁情緒和醫院的醫療行為是否存在關系，有可能成為案件的關鍵以及審理的難點。

　　3月中旬的一個下午，春光明媚，大多數人換上了色彩絢麗的春裝。然而，坐在記者對面的陳耀，卻將自己嚴嚴實實地裹在一件黑色的棉大衣里，大大的墨鏡遮住了她所有的表情。

　　陳耀說話的語氣有些冰冷。

　　“一次不應該發生的‘乳腺纖維瘤’手術，讓我經歷了地獄般的痛苦與折磨。做完第四次化療后，我徹底崩潰了，選擇了自殺可沒死成。如果不是醫院診療失誤，我怎么會得上抑郁癥？”

　　陳耀說，她狀告北京某醫院手術導致自己得上抑郁癥一案，幾天前已在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法院立案。陳耀請求醫院賠償她醫療費、誤工費、住院伙食補助費等各項費用，共計19萬余元。

　　一位醫務工作者告訴記者，在病人自我保護意識不斷增強的今天，術后抑郁癥逐漸成為一類新型醫療糾紛，而目前這方面的法律法規仍是空白，醫患雙方都是苦不堪言。

　　一方面，陳耀對癌癥病人的身份一時無法接受；另一方面，她一直認為，失去右乳完全是因為醫院的誤診。日益加劇的焦慮，使陳耀患上了嚴重的抑郁癥

　　兩年前的4月21日，陳耀無意中摸到自己的右乳房上有一腫塊。“第二天我就到北京某醫院進行檢查。前后一共有4位大夫以眼觀手摸的方式為我進行了診斷，結果都確定我患的是‘乳腺纖維瘤’。”陳耀告訴記者，2007年4月30日，她在醫院接受了“乳腺纖維瘤切除手術”。

　　“手術很順利。可到了5月10日，為我做手術的大夫突然打來電話，說病理結果出來了，要我再去一趟醫院。”陳耀說。

　　5月11日，她拿到了病理診斷證明———“乳腺癌”。

　　醫院一位資深的外科專家告訴陳耀，如果手術方式得當，盡管是癌癥，陳耀右側的乳房完全可以保住。現在的手術方式，導致癌細胞可能擴散，所以，整個右側的乳房必須切除。

　　說到這兒，陳耀突然低下頭，不再說話。沉默了好一會兒，她接著說：“我只能用震驚二字形容自己當時的感受。”

　　失去右乳后，陳耀的想法越來越“極端”。據她的家人講，一方面，陳耀對自己癌癥病人的身份一時無法接受，另一方面，她一直認為，失去右乳完全是因為醫院的誤診。日益加劇的焦慮，使陳耀最終患上了嚴重的抑郁癥。

　　隨后，陳耀作出了一系列的過激行為。自從從立交橋上跳下自殺未遂摔傷后，她的情緒就愈加失控。“在醫院養傷的34天里，我的精神一直處在亢奮、煩躁的狀態，失眠、自我攻擊行為成了家常便飯。”陳耀說。

　　2007年9月11日晚上，也就是陳耀預定出院的前一天，她又一次實施了自殺。這次陳耀將醫生提前為她開好的抗抑郁藥物———40片安定和10片賽樂特一次服了下去。

　　“當時我們的心都涼了。幸運的是，昏睡了兩天后她又醒了過來。”回想起兩年前的一幕，陳耀的家人不斷地搖頭嘆氣。

　　由于經歷了兩次大手術以及一系列的化療，陳耀的身體受到了極大損害，至今無法正常工作。雖然抑郁癥的癥狀已經基本康復，但陳耀已經沒有勇氣再去面對外面的世界。“就連我5歲的孩子我都不知道應該怎樣去面對。”她說。

　　2009年3月17日，飽受折磨的陳耀，將醫院告上了法院……

　　證明抑郁癥的誘因是什么，可能成為審理難點。術后抑郁屬心理疾病，相對其他有實質性病灶的糾紛，解決起來將難上加難

　　“打這場官司我不為別的，只想為這兩年來所經歷的一切討回公道。乳腺癌我無法逃避，但抑郁癥這病，如果沒有誤診，也許我不會攤上。”陳耀說。

　　那么，陳耀的維權之路能夠如她所愿一帆風順地走下去嗎？

　　看過陳耀的起訴狀后，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的一位法官對記者說，法院在審理醫療糾紛時，一般要認定損害事實和因果關系兩個方面。在審理由術后抑郁癥引發的醫療糾紛時，損害事實一般由醫院的醫學鑒定加以證明，而因果關系———患者術后產生抑郁情緒和醫院的醫療行為是否存在關系，也就是，證明抑郁癥的誘因到底是什么，就有可能成為案件的關鍵以及審理的難點。

　　在多方聯系當事醫院的相關人員無果后，記者找到了北京市某精神類專科醫院抑郁門診的一位資深專家。

　　“就醫院為陳耀開具的藥物來看，可以確定，當時醫院已經將陳耀確診為抑郁癥患者。但是根據陳耀提供的發病時間以及后續的行為來看，現在還不能確定全部的責任都在醫院。”這位專家告訴記者。

　　據介紹，術后抑郁癥一般很難查找到確定的發病原因。

　　這位專家說：“種種誘因都只能是猜測，抑郁情緒很可能是在幾個誘因的合力之下導致的。”

　　“術后抑郁癥屬于心理疾病，如果由此產生醫療糾紛，解決過程相對于其他有實質性病灶的糾紛來說，將是難上加難。”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卓小勤在了解了本案的情況后說。

　　卓小勤告訴記者，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和執業醫師法的規定，如果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將病情告知患者可能使其心理和生命健康帶來重大危害，如患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差，病情如實告知后會精神崩潰，喪失治療信心、有自殺傾向等等，則應優先采取保護性的醫療措施，此時應由患者家屬行使知情同意權。

　　“陳耀的情況應該就屬于這種特殊情況。患上乳腺癌對一個三十多歲的女性來說，本來就有些難以承受了，你還告訴她需要切除一側的乳房，而這主要是由于醫院手術方式所致，乳房原本是有可能保住的。在這樣一系列的事實面前，病人是很難在同一天的同一時刻，同時接受這么多變故的。”卓小勤說。

　　“我希望社會尤其是患者首先能夠明確，術后抑郁癥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因為醫院出現過錯才會發生的，屬于一種術后的正常現象，一般來說，經過及時的疏導是很快可以康復的。”卓小勤說，“如果醫院的確存在過錯，那么患者家屬首先要做的就是，帶患者到指定的專科醫院進行病情的鑒定。”

　　“解決此類糾紛最好的辦法就是將它抑制在萌芽狀態。”卓小勤說，“有關部門可以出臺相關細則，明確術后抑郁癥發生后，如果患方認為院方需要為此承擔責任，醫患雙方需要履行各自的證明義務。這樣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將這類糾紛化繁為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