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萬喚下，新醫改方案終于揭開面紗。盡管還屬征求意見稿，但醫改的脈絡和框架已很清晰。

　　從改革開放后醫藥衛生體制發展的歷程審視，此次醫改有諸多新亮點，最讓人振奮的莫過于政府角色的界定。方案中一再強調“政府主導”，不僅突顯出政府對人民健康的責任，也有利于克服“市場化傾向”的弊端，確保醫改全面、協調和可持續推進。

　　此次醫改方案謂之“新”，是相對早在1997年就已啟動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事實上，從那時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衛生體制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到隨后的醫藥分開、藥品招標、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城鎮居民基本醫保等舉措，醫改一直在進行。但由于作為大前提的“政府角色”并未明確，諸多舉措到頭來總給人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感。

　　事實證明，政府角色不明，會導致種種“不到位”。首先是“缺位”。比如，本應由政府承擔主要責任的投入，因為長期嚴重不足，醫療機構依靠以藥補醫政策下醫療服務收費“創收歸己、自行支配”來維持運行，使公立醫院產生過分的趨利沖動和行為，損及醫療公平，害及政府形象。

　　以群眾反映強烈的“以藥補醫”為例，正是在彌補政府投入不足的名義下，一些醫院對其“濫檢查、大處方”不僅無有愧色，反而“理直氣壯”，成為政府難以監管的模糊地帶，還滋生出醫藥合謀抬高藥價、回扣提成等行業腐敗。

　　“不到位”還體現在“越位”上。比如，針對非基本醫療的中高端和特色醫療等需求，本應充分利用市場機制，但政策沒有放開，行政手段代替了市場的配置功能。這讓社會資本進入醫療服務領域遭受諸多限制和歧視，民營醫院更是艱難生存，原先設想中的“有效競爭的醫療服務市場”一直可望而不可即。

　　從新醫改方案的設計來看，顯然對上述問題有著清醒的認識和明確的判斷。

　　比如，新醫改方案針對“投入”問題提出，“明確政府、社會與個人的投入責任，確立政府在提供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中的主導地位”。針對“以藥補醫”問題則提出“通過實行藥品購銷差別加價、設立藥事服務費等多種方式逐步改革或取消藥品加成政策，同時采取適當調整醫療服務價格、增加政府投入、改革支付方式等措施完善公立醫院補償機制”。針對“社會辦醫”問題，提出“抓緊制訂和完善有關政策法規，規范社會辦醫療機構包括外資辦醫療機構的準入條件，完善公平公正的行業管理政策。鼓勵社會資金依法興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

　　醫改方案涉及復雜的社會主體和利益格局，如政府各部門之間，政府與市場之間，政府、醫院、患者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等，其中政府角色有著“牽一發動全身”的首要地位。只有政府角色明確了，“公共醫療衛生公益性”這條醫改主線才能一以貫之，上述復雜關系的處理和利益格局的調整才會有根本的保障，醫改的成功也才有可能。（王淑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