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出門時還健健康康，卻不料在公交車上心臟病發作猝死。尤其讓汪女士難以理解的是，事發時公交車上的售票員竟然由于“120要收費”而放棄撥打120急救電話，最后只撥打了110報警電話。喪夫之痛的汪女士帶著自己6歲的兒子和垂暮之年的公公婆婆一起將公交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對方賠償驗尸費、喪葬費、被撫養人生活費等共計196942.5元。

　　6月18日，上海市浦東新區六里人民法庭對此案作出一審判決，法院駁回了汪女士等人的訴訟請求。

　　售票員稱120要收費

　　汪女士稱，2007年12月10日晚九時許，其丈夫章先生乘坐970公交車到東方路張楊路口時，突然感覺不適慢慢倒在座位旁的空座上，并發出干咳的聲音。售票員隨即上前攙扶起他，以為他喝醉酒要嘔吐，便拿來塑料袋給他。此時后排乘客建議售票員趕快撥打“120”醫療救助，但售票員卻說，撥“120”要錢的，最后售票員撥打了“110”，民警到場后，章已無反應，民警立即撥打了“120”，九分鐘后救護車到達，章已呼吸停止、四肢僵硬，早已死亡。經尸檢鑒定，章系高血壓病伴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致心源性猝死。

　　汪女士認為，章先生與公交公司已建立了客運合同關系，公交公司負有安全將章送至目的地的義務，如果途中發現章的身體狀況有危險情況時，應積極采取救助措施，但公司公司卻未及時撥打“120”醫療救助電話，雖撥打了“110”求救于公安部門，但最終錯過了救治的最佳時機。對章先生的死亡，公交公司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目擊乘客出庭作證

　　面對汪女士的指責，公交公司卻認為自己沒有責任。公交公司認為，章先生的死亡系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章先生病發時，售票員直接撥打了“110”，并沒有因為“120”要錢所以拒絕撥打“120”的事實。且汪女士所稱的最佳搶救時機沒有科學依據。

　　面對公交公司的否認，汪女士一家找到了當時在車上同為乘客的黃女士出庭作證，正是這位出生醫學世家的黃女士第一時間看出了章先生的異常。

　　“當時車子開到張楊路附近，我發現這個人倒在地上干咳，憑經驗看好像是喝醉酒了。然后售票員過去扶起他，以為他要嘔吐，還拿了塑料袋，駕駛員也過去幫忙。這時我建議售票員撥打‘120’，但售票員稱‘120’要錢，我就再建議撥打‘110’，售票員就打了。后來司機將車靠邊，招呼車上的乘客等待下一輛970 公交車。”

　　搶救心臟呼吸驟停成功率小

　　審理中法院查明，心肺腦復蘇術(即搶救心臟呼吸驟停及保護和恢復大腦功能的技術)目前在國內的成功率較低，由于現場急救是復蘇的關鍵，復蘇開始越早存活率越高。大量實踐表明，4分鐘內實施標準復蘇者存活率近50%，4-6分鐘開始復蘇者，存活率約10%，超過6分鐘者存活率僅4%，10分鐘以上開始復蘇者，存活可能性更小，存活者多為“假死”狀態。而醫院外需要緊急復蘇的患者，專業急救人員很難在發病后4分鐘內達到現場，絕大多數患者都超過了復蘇的最佳時間。

　　法院判決公交公司已盡救助義務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首先，對于售票員行為是否合理的判斷應當建立在事發當時的客觀情勢之上，而不能以事后的結果推定當時的行為。事發時，售票員在憑借普通人的判斷無法確定乘客是否發生急病急需醫治的情況下撥打“110”而未撥打“120”的行為并未違反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其救助方式并無不當。

　　其次，按照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汪女士必須證明售票員未首先撥打“120”與章先生死亡存在因果關系。而本案中，即使售票員首先撥打了“120”急救電話，按照“120”約9分鐘的反應時間到達現場，此時章是否存活已無證可查，故法院難以認定此因果關系。

　　再次，猝死發生突然，常常使人措手不及，從心源性猝死的急救措施的醫學依據來看，4分鐘內是其最佳搶救時機，4分鐘之后的存活率很低，所以對于運輸工具上不具有急救能力的司售人員來說，法院難以對其施加過于苛刻的要求。鑒于事發時，司售人員的一系列措施是售票員在當時情形下憑其個人之力所能盡到的最大努力，故對售票員的處置法院認為已經履行了其救助義務。

　　綜上，法院遂作出上述判決。(璞萱 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