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海歸周峻：以國際經驗應對世博難題

　　留學催生經濟報國志向

　　26年前，時任美國總統里根攜夫人南希訪華，其間，他訪問了上海復旦大學并作了演講。根據雙方的協議，復旦大學和美國的大學將互派5名留學生作校際交流。當時在復旦大學英美語言文學系3年級就讀的周峻因學業突出，成為了其中的一名交流學生。

　　在上海浦東新區浦東南路世博大廈的辦公室內，已擔任上海世博會事務協調局國際參展部部長的周峻向記者講起了往事。

　　“當時雙方交換留學生也有一定的淵源，我們的謝希德校長曾經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過，和南希夫人還是史密斯女子學院的校友。留學在那個年代還很新鮮。現在政策很開放，留學很方便。我算是那個時代的幸運兒。”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中國正處于改革開放初期，對外界的了解十分有限。周峻出國留學是他第一次坐飛機，遠赴大洋彼岸，再從洛杉磯轉飛芝加哥，他將那次長途跋涉稱為“受罪”。踏上美國的土地，周峻更是兩眼一抹黑，過安檢、出海關，搞得他手忙腳亂。出了機場，行駛在沒有紅綠燈的高速公路上，看到路邊的一個廢車廠內成百上千輛廢舊汽車在巨大機器的碾壓下變成一堆廢鐵，目瞪口呆的周峻心中感受的是兩國經濟上的巨大差距。他的腦海中一直在問，我們為什么這么落后？

　　“確實很受刺激，所以我下定決心要把書讀好。反正我在美國一無所有，只有大把的時間，就都用在學習上了。”一無所有的周峻的確異常勤奮，所有的科目成績都是A。一年的留學生活，和外國人同吃同住同學，對周峻來說是完全不同的一種感受，也讓他學到了更多。同時，他也表現出了超高的表達能力和分析能力。在美國的課堂上學生們經常就某一問題進行辯論，周峻也參與其中，而他總能舌戰群儒，成為最終的勝利者。

　　“那個時期出國的人到最后通常會有兩種選擇。一是覺得外國的學習、工作和生活條件太好了，吸引力很大，就想盡辦法留下來；二是有比較強烈的自尊心和愛國心，認為中國人不比外國人笨，都很聰明，為什么比人家差呢，所以一定要回國做點事情，要做得比他們還好。”周峻說。

　　周峻選擇了后者。一年后，他完成了美國的學業回到國內，并順利從復旦大學畢業。當年出國時給他留下的巨大落差總是縈繞心頭揮之不去，他隨即報考了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貿易系的研究生。“我認為一個國家的強大，經濟的振興是很重要的，如果經濟發展上不去，只有悠久的文化歷史是不夠的。”2年后，周峻提前畢業回到上海，逐漸走上了一條為自己鋪設的經濟報國之路。

　　以國際經驗應對難題

　　很多年過去了，那個曾因反差而失落的海外學子，如今已邁入成熟與自信。而多年前在周峻心中那個相對落后的祖國更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實現了經濟上的飛躍性發展。中國已成為全世界舉足輕重的經濟體，國際地位更是今非昔比。

　　2002年，上海申博成功，2010年5月1日，上海世博會正式開幕，共有24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展，國際參展方數量創造了世博會的歷史紀錄。

　　談到這個創紀錄的數字，周峻百感交集。2008年下半年，離世博會開幕只有不到2年的時間了，但正式簽約參展世博會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只有50多個。眼看世博會一天天臨近，組委會和執委會開始就地取材，招募一些有能力的人才做工作。在與外國參展方落實簽約環節方面，一些在外事、外貿及對外交流方面有豐富經驗的人員就頗具優勢。周峻多年來一直從事國際貿易工作，每年至少有一兩個月在國外談生意，對各個國家的文化背景有一定了解。留學美國的歷練，讓他在和外國人打交道時始終游刃有余、充滿自信。綜合各方面因素，時任上海東方國際集團副總裁的周峻被抽調到世博局國際參展部。

　　“那時候，正趕上國際金融危機迅速蔓延，上海世博會不可避免受到影響。個別參展方因國家財政危機打起‘退堂鼓’，還有一些參展方遭遇籌資難題，一度遲遲不能確定參展。”周峻說。

　　組委會邀請的參展方來自近200個國家和地區，都是口頭確認的多，簽約的少。即使簽了約，還要確定建館方案，是自建館、租賃館，還是聯合館。還有一些受援項目，牽扯到很多協議和方案。擺在周峻和他的團隊面前的是一個接一個的難題。

　　“世博會是個大舞臺，主要的演員就是參展方，是世博園的主角，缺了主角，有再漂亮的園區和建筑，只能稱為世博園，而不是世博會。”面對“演員”缺乏的局面，周峻沒有把自己當成“導演”，而是把工作定位在“服務”上。國外參展方千里迢迢來到中國，主辦方如何做好與他們的溝通工作，這其中蘊藏著很大的技巧。一流的舞臺，人性化、個性化、柔性化的服務，是讓參展方最終落地的真正吸引力。之后，再幫助他們完成自己的設計方案，有了劇本、導演和演員，在“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主題下，世博會這臺大戲才能被更好地演繹。

　　有豐富外貿工作經驗的周峻認為世博會的工作和原來從事的職業還是無法相提并論。“貿易簽約是規定貨物的價格、交貨期限等。世博會不一樣，對方都是我們邀請來的客人，簽約雖然是法律行為，但不能視為普通的商業行為。這里面牽扯很多經濟政治的因素，情況錯綜復雜，稍微處理不慎就會引起大的糾紛，這和做生意是兩碼事。很多參展國家和我國的政治體制不一樣，甚至是在一些國際問題上持不同意見的，而且還包括一些未建交的國家，我們都一視同仁，在世博會的框架中，按照慣例和游戲規則，結合中國的實際，為參展方提供服務。簡單說，就是要讓他們知道進入世博園后能夠得到什么，能做些什么，這些都要在合約中體現。”每簽一個約，周峻的部門都要付出百倍的努力。周峻再次感懷留學帶給他的巨大財富，那段經歷啟蒙了他學會如何用藝術的、合理的方法解決對外交流中的問題。他經常用對方的思路和方法，幫助他們設計方案，并準確地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

　　從2010年元旦開始，周峻和他的團隊就過上了“5+2”和“白加黑”的生活。除了落實參展方簽約后的各項工作，還要完成參展機制、政策和內外口徑、工作進度的聯絡溝通，進行政策指導，牽頭為參展方提供服務、具體談判……“人多時我們這里有四五十名工作人員，簽約工作完成后，很多人下調到基層做服務工作，現在只有20多人。世博局有很多部門去運作一整套東西，是一個系統工程，我們做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