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摘》文章：宋慶齡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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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楊時旸

　　在公開報道中，晚年宋慶齡以端莊的政治家形象示人：溝通海內外、保障婦女兒童權益，始終是微笑、淡定、沉穩而優雅的姿態。而鮮為人知的是，晚年宋慶齡還是一個身患重病的寂寞老人，身邊沒有一位至親陪伴，她的病痛、勞累、窘迫和孤獨都被歷史湮沒……

　　最后一次上海之行

　　1979年的中國正艱難地從“文革”的陰影中挪出腳步。在時代急劇變化的當口，“文革”中飽受折磨的宋慶齡也開始沉靜下來療養身心。北京天氣干燥，宋慶齡皮膚病嚴重，不得不回到上海。在她心目中，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家”。

　　1949年，宋慶齡欣然迎接新中國的誕生。作為一個在海內外有極大影響力的政治家，她曾獨立于國民黨，也曾獨立于共產黨。1957年反右斗爭后，她就采取了有所保留的態度，沒有像其他人一樣緊跟政治運動，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沉默不語。“文革”后，再度煥發活力的她卻已經時日無多。

　　對于86歲、身患重病的宋慶齡來說，這一次回到上海，并非只是單純休養生息，更重要的，她開始整理一些重要資料和私人信函。

　　宋慶齡親自翻找出多年來的信件，除小部分外，其余均全部銷毀。這些信件涉及舊人舊事，旁人不便參與。

　　除去銷毀舊時信件之外，宋慶齡將多年來的舊物一一變賣。在負責宋慶齡后勤保障工作的李家熾的回憶文章中，他將這次變賣舊物稱為“不得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宋慶齡年譜長編》的作者尚明軒說，“宋慶齡的工資是579塊5角，是最高的一級工資。但是她交際很廣，又搞福利事業。又一直公私分明，所以沒什么錢。”

　　早在“文革”期間，宋慶齡的部分私人物品，在“破四舊”和抄家的風浪威脅之下，已做了處理。根據尚明軒的記述，“文革”期間，宋慶齡曾經兩次支開身邊工作人員，獨自一人親手燒毀了不少信件及材料。而到了晚年，宋慶齡曾感嘆：“我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都沒有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燒掉了所有的東西，我把它們都送進火爐了。”

　　此次回到上海的寓所，宋慶齡翻找出的可變賣的舊物還有一箱皮衣皮袍、一些船艦模型和幾件翡翠擺件。物品共計價值2500元。宋慶齡聽到這個數字后有些失落地說，“我以為這些東西能賣這個價錢的十幾倍。”經匯報后，上海政府機關考慮，這些物品是孫中山的遺物，有文物價值，決定由機關出錢墊付，暫放倉庫保存。

　　接受經濟補貼

　　就在宋慶齡變賣私產后的半個月，其警衛秘書杜述周將此情況報告上級部門，向組織申請補助一萬元，通過宋慶齡貼身保姆李燕娥轉交。

　　對于接納公款補助，宋慶齡透露著無奈。尚明軒于1970年代曾拜訪宋慶齡，他對記者強調，“宋慶齡確實公私分明，那些達官顯貴是比不了的。”宋慶齡的貼身保姆之一顧金鳳也對記者說，“我說了其實你們也不信，她真的艱苦樸素。”

　　宋慶齡一直堅持自己負擔保姆工資，“文革”期間，她工資中三百元外事費曾自動申請免去，雖然組織上一直堅持發放，但一直未曾動用。此次回到上海后接下一萬元補貼，確屬不得已。

　　與此同時，宋慶齡因為經濟拮據而變賣舊貨的舉動也被中央得知。1979年2月，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致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彭沖，決定從國家財政中撥款5萬元予宋慶齡。直至宋慶齡去世，這5萬元錢被花掉一萬余元。

　　五份遺囑

　　回到北京之后，宋慶齡立即又陷入了各種會見和活動之中。白血病、皮膚病一直折磨著年過八旬的宋慶齡。她自己曾在私信中透露，“全身蕁麻疹發作，眼睛都腫了”，她甚至無法陪同客人到花園散步。

　　此時，宋慶齡已經是一位88歲的老人。1949年后，宋氏家族中僅有她一人留在了中國內地。

　　宋慶齡的身體一直未能恢復起來，在一系列會診間隙，她仍然出席了幾個活動。1981年5月14日晚9點半，她突然高熱寒戰，體溫達到40.2攝氏度。

　　5月15日下午，鄧小平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決定接受宋慶齡為中共正式黨員。

　　5月17日，宋慶齡從收音機里聽到了自己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榮譽主席的消息。12天后，她病逝于北京，其為數不多的遺產分贈友人及身邊工作人員。

　　“宋慶齡的遺產主要是書。”尚明軒說。宋慶齡在不同時期，因修改等原因，一共留下了5份遺囑處理身后遺產，其中一份遺囑說：“我媽媽送給我的黃金飾品是不能分的，是紀念品。”

　　因為寫作《宋慶齡年譜長編》，宋慶齡晚年時在其身邊的工作人員，曾聚集到尚明軒家中開會，向尚明軒回憶過當時的情景。“除了遺囑之外，還有三本日記，英文的。”尚明軒告訴記者，“他們說，當時廖承志一翻，說這個誰都不能看，屬于絕密的，我要交中央，就帶走了。”但兩年后，廖承志突然病逝。此后，尚明軒曾多方查找日記去向，一直未果。

　　除書籍、文件以外，宋慶齡遺留的錢物分贈十人，受贈者大多為宋慶齡身邊的工作人員，金額多則一萬，少則五百，尚明軒說，遺款總額“加起來不過兩三萬塊錢”。獲得贈款的人包括已故警衛員隋學芳的兩個女兒，她們從童年起就住在宋慶齡家中。宋慶齡指定的傳記作者愛潑斯坦在《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一書里，稱之為由宋慶齡撫養大的“兩個女孩子”。不過，宋慶齡的秘書張鈺曾鄭重聲明她們并不是宋慶齡“法律意義上的養女”。愛潑斯坦記述，女孩長大后，“滋長出一種自以為高人一等并且應當享有特權的意識。這種情況在許多‘高級干部’子弟身上也有”。宋慶齡也為此苦惱，她的一個朋友曾責怪她沒有把女孩教育好，但她們依然是其遺產的重要受益人。

　　至今，有關宋慶齡晚年生活細節的公開資料極其稀少。宋慶齡一生謹慎，她一直保持著做地下工作的習慣，寫給朋友的信末尾會注明看后銷毀。宋慶齡屋里的窗簾總是低垂著的，她的住所，只住了幾個單身女性，有事情也多通過寫字條聯系。尚明軒在《宋慶齡的后半生》里記述：“秘書張鈺就在她的對門，兩人的房間只隔著樓道，但是她要張鈺做什么，都是用英文寫字條說明，張鈺也用字條回復，兩人的字條相互插到對方的門縫里。張鈺說，夫人寫給她的字條都要交回去，再由夫人親手燒掉。”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