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崗多年，李鴻玉在工地看門，給醫院、火車站守倉庫，幫美容美發店守攤，有時“一天就賺一塊錢”。

　　后來，夫妻倆在胡同里炸油條、賣餅干、賣水果。可超市一開，生意就黃。賣油條時，李鴻玉從不讓倆閨女靠近油鍋，“這活兒沒志氣！”

　　因為他們是“討厭的人”，低保一直拖著辦不下來。李鴻玉又去找北京市民政局，人家說，你們家符合條件啊，2002年總算給辦下來。如今，一家3個低保拿1120元，生活這才算有了著落。

　　雖說是老北京，可他們家找不出個幫忙的親戚。李雪兩個舅舅都是大學生，都在好單位，一個甚至在部委。可大家從不來往，大街上遇到了，順墻根兒躲，連舅舅有沒有孩子他們都不知道。“哎，勢利眼唄！生怕粘上咱！”李鴻玉說。

　　“是不是當天交5000塊罰款，當天就給辦戶口？”我打斷他一團毛線一樣長的家常話。

　　“應該是！”他說。

　　“那這15年，你四處告狀，折騰的精力、殘疾車的油錢也該夠5000了吧？”我有些不理解。

　　他嘀咕：“沒算過。”

　　“就算是他們錯，可你拿5000塊賭孩子9年的教育，不也賭得太大了嗎？”我有些生氣。

　　他漲紅了臉：“我們總覺得戶口馬上就能辦下來，馬上，快了，可他們一拖就是15年。”

　　“假如明天有人送你5000塊，你拿這個錢辦戶口嗎？”我努力讓自己的語氣緩和下來。

　　“不！”他回答得很干脆，“交了這5000，我們就認了錯。孩子沒有享受義務教育的責任，得讓他們負！錯的是他們，不是我！”

　　“他們怎么負？”我小心地問。

　　“賠款！補償李雪的教育費。”他深吸了一口煙，自己卷的，10元一斤買來的葉子。

　　“賠多少？”

　　“60萬！”

　　“戶口和賠償，哪個排前頭？”

　　“戶口！”

　　“你后悔嗎？哭過嗎？如果時間能倒流，你愿意先借5000塊錢讓孩子上學，再跟他們理論嗎？”我知道戳到了他的痛處。

　　他的臉越來越陰沉，跟屋外的天一樣，身子在椅子上煩躁地扭了幾下。“沒想過。如果真的重來，我可能會選擇借錢讓孩子上學。可我那時真的沒錢啊！”

　　他說，自己就哭過一回。一年冬天，好端端地吃飯，端著酒杯，倆孩子在眼前晃來晃去，不知怎么的，情緒就上來了，一聳一聳地哭。

　　我知道我該告辭了。臨走他問我，你們記者，跟作協有什么關聯嗎？“作協一副主席，是我哥們兒！”沒等我回答，他接著說。

　　進了普查，沒進戶籍

　　后來，我又上他們家去過幾次。看到我帶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李雪很高興。他們也漸漸不拿我當“上面來的人”了，李雪甚至不背著我，從廚房一會兒叼一口吃的。

　　偶爾，她會纏著我問作業，問等邊三角形幾個軸，等邊三角形是不是等腰三角形。她還給我看她學到的最長的一個英文單詞：nationality(國籍)。她的書和作業本上都寫著自己的名字，可學校、班級這兩欄空著。她的數學作業本，有紅筆打的100分、75分。我問誰改的，她說“自個兒”。

　　她的知識結構很混亂。她沒有地理、歷史、物理的概念，第一次在書店看到地球儀，以為是裝飾品。我問她，知道清朝嗎？她反問我，清朝是誰？她姐在一邊提醒，就是電視里那個紀曉嵐！不給你講過嗎，詞典最后頭有年代表。

　　我問她空氣里有什么，她說不知道，“十萬個為什么，看了都忘！”

　　中途，我也采訪了兩個專家。畢竟涉及計劃生育的法規，不是那么簡單就能搞清楚的。李家打官司的依據是《戶口登記條例》和1988年出臺的《公安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關于加強出生登記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1988年通知”)。通知稱，任何地方都不得自立限制超計劃生育的嬰兒落戶的法規。

　　這份“1988年通知”里專門介紹了為什么要出臺該通知：“有些地方違反國家戶口管理規定，搞‘土政策’，不給超計劃生育的嬰兒申報戶口。據統計，每年超計劃生育的嬰兒未落常住戶口的約有100萬人左右。有些地方為降低出生率，無視戶口管理規定，弄虛作假，對新生兒不做出生登記，而作為遷入人口進行登記，這是近幾年每年末全國人口統計中總人口增長數比人口自然增長數多約200萬人左右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的陸杰華教授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中國21世紀人口與發展》白皮書等重要文獻的起草人之一。他很熟悉國家的相關法規，但沒聽說過“1988年通知”。他甚至直言，這個通知“根本不是法律”。

　　我又去請教知名人口學者何亞福，他也說是第一次聽說這個“1988年通知”。

　　事后，我打電話告訴李鴻玉“1988年通知”可能沒有法律效力。電話那頭，他連“喔”三聲，長長一聲嘆息，沒再說什么。

　　何亞福很同情李雪的遭遇，他的信箱常常塞滿全國各地超生“黑戶”遭遇種種不公的來信，可他也知道，“認死理，只能自己吃虧”。

　　他說，沒有任何一部法規或條例規定，居民給新生兒上戶口，必須要計生部門出具的生育指標證明，或者計劃外生育處罰完結證明及計劃外生育指標證明。但在實際工作中，沒有計生部門的證明，你絕對不可能給孩子上戶口。這是公安部門配合計生部門工作的一項措施，屬于內部規定，也就是不成文法。

　　“孩子有什么錯？不能因為上一代的行為株連到無辜的下一代！”這位老者用廣東普通話大聲說道，“不能用基本國策這個大帽子，蓋住很多應該解決的問題。”

　　目前，全國只有福建省在今年5月出臺政策，明確“不得把交納社會撫養費作為戶口登記前置條件”，并據此解決全省歷年出生人口未落戶問題。

　　何亞福不斷強調這是“中國首次”。他也不知道，這個口子能撕開到什么程度。

　　其實民間早有聲音。2005年，國家人口計劃生育科學技術研究所教授、全國政協委員李偉雄在兩會上建議，應該“無條件”地讓“黑戶”上戶口。

　　陸杰華和何亞福都向我提到，像李雪這種情況，應該在2000年能趕上人口普查大赦。我很驚訝。查看那年新聞，“大赦”二字堂皇地出現在報紙標題上，像《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爆驚喜消息國家將大赦“黑孩子”》。

　　可為什么李雪沒被“大赦”？2000年，她正好7歲，如果能順利辦下戶口，就能正常上學，哪兒還有后面這么多事兒。

　　李彬聽我說起“大赦”，驚訝得嘴巴張得老大，眉毛擰在一塊。“啊！有這樣的事？”

　　李鴻玉說，他記得那次普查，一個女普查員拿著幾張表到家里讓填。他們說了李雪的事，她也登記上了李雪。再問戶口的事，她淡淡地說，“我只是個普查員，辦戶口，找派出所去”，很忙碌的樣子，推門就走了。

　　專家還告訴我，這次普查中，北京市規定，對于無法一次交清的特殊困難戶，可以先交一半的超生社會撫育費，并做出后續分期分批交納計劃，超生戶持由計生委提供的證明和手續到所在地派出所辦理落戶。

　　李鴻玉很驚訝，他說，這么多年告狀，計生部門、公安部門、街道很多人都知道李雪的事，可從來沒有一個人跟他說有這樣的政策。

　　李雪就這樣與戶口失之交臂。盡管這個國家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她是12億9533萬分之一。

　　有期？無期？

　　姐姐李彬的命運，跟著妹妹的戶口問題在好幾次人生關口拐了彎。這個外表柔弱、眉清目秀的姑娘，身上有股倔勁兒。

　　23歲本該是談情說愛的花樣年華，可她告訴我，沒男朋友，也沒想過這事，甚至一看到電視里接吻、床上戲就換臺。她說自己“心態有問題”。

　　她的房間的確沒什么“女人味”，看不到鏡子、化妝品、高跟鞋。她說，除了大寶，沒用過別的化妝品，沒用過口紅，也沒穿過一次高跟鞋，10歲以后再沒穿過裙子，“我爸不讓”。

　　她在離家很近的一家房產中介公司干活，每月賺500元。最新面試上了麥當勞，可李鴻玉不太想讓她去，一是夜班，不放心，二是打兩份工太辛苦。可她自己很想去，因為可以認識更多的人，有另外一片天地。最后李鴻玉妥協了，“我總不能在籠子里再養一個女兒吧”。

　　中考那年，李彬考上了朝陽區一所中專，她選了導游專業。“學導游可以到處走，離開這個家，家里太悶！”可一年4800元的學費，她終究沒有去成。全班50多個同學都上學去了，只有她落在家里。開學那天，她躲在被子里大哭了一場，“家里誰都不知道”。

　　她已經逐漸成了家里的“主心骨”。屋子漏雨，她上屋頂鋪油氈。院里的棗子熟了，她上樹打棗。沒煤氣了，她拉著煤氣罐去加氣。她成了李雪的老師，已經教到小學六年級了。自己不懂的，就攢著問題，等周末問鄰居家初三的孩子。那孩子也不懂的，就走三條胡同，去找一個大學生問。

　　她成了李雪的代理人，并開始自學法律，大專自考已經過了5門。

　　她在原告席上坐了近10次。官司一次次失敗，判決書說，他們的請求“沒有法律依據”。李鴻玉心里憋屈，一出法庭門就吼她：“好好查去，找到法律依據！誰讓你不好好讀書！”

　　李彬委屈得躲在房里哭，賭氣不吃飯。第二天，她又搶著做這做那，跟沒事人一樣。“你知道，我爸那倔脾氣，誰也指不上他主動道歉。”她淡淡地說。

　　她的電腦桌面是漫畫“網球王子”，她也有QQ，可只加了兩三個好友，很少說話。嚴格地說，她沒有好友。同學們聚在一塊兒不是說工作，就是說男朋友，她插不上話，漸漸就生疏了。

　　她的生活圈變得越來越小，偶爾走出胡同，就是去圖書館借書、上街買書。

　　姐妹倆最高興的時光，是坐986路公交去首都圖書館頂層自習室自習。自習室不用卡，花兩塊錢，坐一天。那里陽光充沛，暖氣很足，李雪坐在寬大的椅子上，很滿足。她出來就嘮叨，她的“同桌”怎么的怎么的。

　　姐妹倆也去北京最繁華的西單、王府井，可沒有逛過一次商場，去得最多的是書店。每次去西單圖書大廈，李雪就會直奔一層書架上的《心靈雞湯》，蹲著看。她們從沒打算買，“太貴”。

　　家里最貴的書是第五版《現代漢語詞典》，那是2006年，他們去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個老同志一看見李雪，就說：“我都快退休了，你們的事還沒完呢，又來啦！”他打開抽屜，拿出剛發的詞典給李雪，“小孩子還是要多讀書的！”李雪說，這是她見過的最好的“大蓋帽”。

　　一次，我讓李雪帶我去她每天要去的菜場和經過的學校。天很冷，姐妹倆穿上了過冬唯一的羽絨服。出了窄胡同，路漸漸寬了，李雪主動挽起我的胳膊，我又挽上李彬的胳膊。

　　在小學牌子前面，我讓李雪照張相，她沒笑。照完我問她難受嗎，她說，麻木了。

　　走在人群里，我問李雪，你覺得自己跟別人一樣嗎？她說，不一樣，卻又說不清不一樣在哪兒。

　　走過一家小蛋糕店，我問姐妹倆怎么過生日。李彬說，她們從沒過過生日，就算自己記得，也從不跟大人說。

　　“說過生日快樂嗎？”我問。

　　李彬苦笑：“我說過，李雪沒說過。你知道的，她永遠說不出這樣的話。”

　　最后一次見到他們，是11月18日，那天北京零下4度。崇文區法院開庭審理李雪狀告崇文區公安分局的案子。

　　李雪在原告席上不停地揩鼻涕，她感冒一周了。

　　法庭沒有當日宣判，在寒風中，我們擠作一團地回他們家。中午，李彬專門去湖北餐廳為我這個“湖北佬”買回一桌子好菜。白秀玲不舍得夾菜，悶頭扒拉著白飯。李鴻玉喝著紅星二鍋頭，話格外地多起來。

　　李雪吃著蓮藕燉排骨說，“媽，這菜里有線！”我們笑了，這是她第一次吃燉藕，顯然，她的課本里沒有“藕斷絲連”這個詞。

　　虎子懶懶地把下巴擱在李雪的大腿上趴著。爐子上坐著水壺，哧哧地燒著開水，冒著白煙。火車駛過，屋子微微震動。

　　李雪突然冒出一句：“以后，我會坐火車，去北戴河看大海！” (從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