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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東然

　　作為一部賀歲電影，《桃花運》符合了熱鬧紅火的“年夜飯標準”，笑料豐富，喜感十足。影片講幾個女人尋找愛情的故事，李小璐扮演的“拜金女”竭盡全力，只一心要把自己嫁入豪門；坐擁大筆遺產的富家女“宋佳”，偏偏只對“農民工廚師”情有獨鐘；梅婷扮演的“剩女”卻有傳統堅硬的守節觀，在“海歸”男友的背景之下，更在這問題上糾纏不清；知天命之年卻主動拋棄了丈夫的高姐(元秋飾)，給一個小了自己十幾歲的男人騙得心甘情愿，傾其所有；還有“被離婚”成單身母親的“鄔君梅”，直到同是受害者的“姐妹”找上門來，仍沒有想清那個情真意切的“完美先生”是不是真就騙了自己。

　　電影里的女子一個個粉墨登場，嬉笑怒罵間透出的執拗和本真里，總能找到《我們倆》中那小馬的影子。可即便如此，《桃花運》還是讓人覺得和通常意義的“馬儷文電影”有太大的距離。

　　多數人心中的“馬儷文電影”開始于那部根據張潔小說改編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當年，這部名字另類冗長的影片，算得上中國電影年度最重磅的催淚彈。再后來，馬儷文又拍了《我們倆》，一年半時間跨度，春夏秋冬各拍了一小段，從從容容中卻到處是樸素和節制，真摯和雋永叫人過目難忘。

　　于是想象中的馬儷文的電影就該是那樣子，細膩，安靜，溫情，甚至有些與世無爭。可馬儷文說，她并不滿足于拍這樣的電影，甚至坦言，之前《我們倆》和《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之所以成功，更多靠的是電影題材本身的討巧和平易，“誰沒有遠在家鄉的老父老母？沒有初到這城市打拼時的孤苦彷徨？這樣的題材本身，注定了叫人沒法拒絕。”

　　不僅如此，在她自己眼里，《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和《我們倆》雖然廣受好評，給自己帶來了榮譽和掌聲，但終究都是有嚴重缺失的作品。

　　她告訴我：“之前的那些片子，也就是十幾萬、20萬元的票房，寥寥的幾個拷貝。拍完了最多不過是導演帶著各處展映交流一下，再就是評評獎，如此而已。談不上院線，談不上發行，沒來得及有一部電影應該有的生命循環，就早早一邊賣給了電影頻道，一邊出售了DVD版權，草草終結了電影本身的生命。能做到收支平衡就已經超水平完成任務。這不是正常狀態下，導演應該有的創作方式。所以，我愿意有機會去嘗試更多完整的商業運作過程，不跳進河里學不會游泳。”

　　于是轉眼間，馬儷文真就擠進最熱鬧的賀歲大軍。2007年的一部《我的名字叫劉躍進》，算是小試牛刀，因完全改編自劉震云的小說，影片里難免少了些馬儷文自己的身影。2008年就有了眼下的這部《桃花運》，看得出，這次更是馬儷文自己真刀真槍瞄準了年末賀歲檔。

　　但對那些專門到她電影里尋找“感動”的人來說，《桃花運》難免會叫他們失望。馬儷文自己也笑言，很多朋友看了《桃花運》，都跑來向她質疑這片子的“誠意”。于是，她總這樣告訴人家：“我抓我要的魚，不管多么困難，怎樣滑手，我都盡力抓住它，然后用自己所能掌握的最好的廚藝燒了給大家。魚可能燒得不合口味，可也不是換了種燒的方式，就少了燒菜人的用心。”

　　關于《桃花運》創作本身，馬儷文否認這故事全是為簡單商業賀歲概念而來的應景之作。她說商業運作能作為作品借力的工具，但不能全成了作品的初衷，她告訴我：“最初是被一些報紙上的婚介詐騙案吸引，去采訪了很多的案件當事人，就想為什么那些女人就那么容易給騙到，甚至真相大白之后，都還覺得自己在騙局中也是有所獲得的。甚至仍舊對那個騙了自己感情的男人抱著幻想。這點給我觸動最大，我想去關注和呈現的，就是這種女性內心情感上的缺失和渴求，于是才構思了這個劇本。至于進入商業完全是后話，我當初都沒有想到這個本子能得到這么大的投資，做到這么大的規模，很意外，至今覺得很幸運。”

　　然而，《桃花運》的拍攝開始就幾經波折。但現在，即便談到挫折，馬儷文也一直說自己的幸運。她告訴我：“《桃花運》這樣一部電影，突然就面對了資金撤回、演員變動等各方面的巨大壓力，能夠一路走下來，最后能完成并如期拿給觀眾，已經是足夠欣慰的事情。當初突然叫停，劇組的人都走光了，我一個人足足在那個酒店里多待了10天，可還是無能為力。那時的感受才是真正的不幸和絕望，之后的一切自然都只是幸運。哪怕這部片子的商業性本身就意味著眼前還有一段不太好走的路等著我，多點麻煩，多點遺憾，但有機會走上這段路就已經很知足了，人總是要向前走的。”

　　馬儷文不否認自己也眼看著《桃花運》在創作中留下了難以彌補的遺憾，尤其那些為了應付很多客觀變動而來的劇本調整尤其叫人心疼。但她相信，這些遺憾不是商業運作本身的必然。

　　“劇本最開始確實是在講一個頗有魅力的小男人，如何周旋在5個各自有不同情感缺失的女子之間的故事。現在完成的電影里，‘騙’的成分已經減了2/5，幽默中的黑色和銳度也都磨掉了不少。回頭總結，遺憾或許來自我對于商業運作本身的不熟悉，或許是影片本身存在問題。但最毋庸置疑的是，不能說遺憾和商業運作本身有怎樣的關系。”她說。

　　不同于更多偏向個人化創作的導演們，遭遇商業洗禮后，通常都急于要把自己的種種退讓和妥協都歸結到商業和市場的無情上去，馬儷文不僅否認正常的商業運作過程是對作品構成傷害的直接原因，甚至在她眼里，商業運作往往是讓作品走出那種很個人、很隱私狀態的最好藥方。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那種意味深長又有些傷感的調子，可又很害怕別人看了這樣的作品，可能會說：‘我為什么要關心你的那些說不清又辨不明的東西呢？’于是對我自己而言，參與商業運作過程的額外好處在于，總能讓作品和時代與社會當下聯系得更緊密些。我始終不認同正常的商業流程會對電影構成本質的傷害，反而沒有商業參與的創作，對我是一種不滿足的缺失。”她這樣說。

　　在她看來，無論是對于導演自身，還是對于整個電影產業，能否游刃于商業運作之間，發揮出商業運作于電影本身的積極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功力。作為導演，是談不上為商業犧牲什么的。

　　“任何游戲都有規則，勝利的那一方肯定就是在各方面都協調得最妥帖的人。如果有一些想法或者在審查過程上造成了障礙，或者在投資方的立場有了困難，我是很容易做出自我調整的。因為我始終相信，世界這么大，這么精彩，用心總能夠講出誠意十足打動人心的故事。況且作品很多時候和時代互動最重要，這次拍攝《桃花運》的過程也讓我更清晰地認識了這一點。比如電影剛剛選景就趕上了汶川大地震，于是恢復拍攝時，我就在劇本里加了‘宋佳和李晨’那對相對溫情甜蜜的故事線索，還有‘梅婷’的結局也更皆大歡喜。就是想，這樣的一年末，一定要多點溫暖給大家，這樣的正常改動，不但不遺憾，反而自己都覺得很值。”

　　馬儷文也說，拍攝《我們倆》的那段日子，對于創作者實在是十分愜意的享受：封閉在一個小院子里，一年走過了四季，攝影機的位置都不動一動，不緊不慢地等自己想要的東西出來，心很靜。相比如今的《桃花運》，一波三折竭盡心力之后，還要面對上映后的紛紛擾擾甚至冷嘲熱諷，商業道路確實不好走。但她也說，不會因為耳邊少了叫好聲，就否認了自己選擇的方向，推翻了自己付出的努力。她始終相信她還是那個“小馬”，還是在往前走，今后找到對了自己胃口的故事，還是會一往無前地一猛子扎下去。

　　“只不過，有人一個猛子扎到水里就撈到了珍珠，有人手給刺到才撈到珍珠，有人可能真的一輩子都在玩水，不過他要是能把這過程權當成了健身，那就只是收獲的不同而已。如今面對越來越多的事情，我習慣這么想。”她說。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