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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琳

　　涉嫌盜竊近5億美元的中國銀行兩名前支行行長許超凡、許國俊于5月6日被美國司法部門具體量刑。其中許超凡被判入獄25年，許國俊被判入獄22年。他們的配偶均被判處入獄8年。此次美國司法機構為“二許”具體量刑，意味著在美國的司法程序上，這宗震驚了世界的貪污大案已經暫告一段落。

　　2001年，“二許”被發現與前中國銀行開平支行行長余振東一同盜竊中國銀行資產，總額高達4.83億美元。案發之前，三人均已外逃美國。在中方的強烈要求之下，美國司法機構拘捕了余振東等嫌犯。但由于中美兩國并未簽署引渡協議，余振東等人遲遲未能移交中方。在進行了長達3年的談判之后，美國終于同意采用引渡替代措施遣返余振東。而這還是在余振東自愿選擇回國的基礎之上才達成的個案協議。余振東由此成為第一名由美方正式移交中方的外逃經濟嫌犯。余后來被廣東省江門市中級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2年。

　　有學者曾將此稱為“余振東模式”。但事實上，這一模式無法復制，也難以效仿。中國雖然對余振東行使了司法主權，但依照中國的法律，12年徒刑與貪瀆4.83億美元之間顯然并未實現“罪刑相適應”。而這一極為特殊的判罰，其實源自中美兩國在遣返余振東之前就已達成的共識——為換取余的回國，中方于量刑權上迫不得已作了退讓。

　　所以說，余振東案對于打擊外逃貪官而言僅僅是個特例。雖然此前中方對美國移交許超凡、許國俊等經濟嫌犯仍然抱有些許期待，但事實上，沒有這些嫌犯的自愿選擇歸國，遣返或引渡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

　　中國的嫌犯卻在美國受審領刑，這在普通公眾的眼里，無異于美國人在替中國懲治貪官，而我們卻只能袖手旁觀。由此帶來的惡果在于，刑法不能實現，贓款無法追回，民怨無法紓解。可以說，較之“二許”在美國接受司法處置給國人帶來的惡劣影響，之前中國為爭取余振東歸國受審所作出的司法退讓，恰恰是理性和務實的體現。

　　“二許”美國受審再次讓我們看清了打擊外逃貪官中的利益分歧。貪官的潛逃路線，總是從發展中國家外逃到發達國家。在打擊外逃貪官的司法協助上，發達國家擁有絕對主導權。基于這些發達國家的法治文化和司法傳統，于引渡條約的談判中，他們往往提出“死刑不引渡，政治犯不引渡和禁止雙重歸罪”這三大原則。若中國為尋求引渡外逃貪官而頻繁作出司法讓步(尤其是承諾不判死刑)，這對于國內整體的法治建設、法制統一和司法公信必將帶來深遠的傷害。同意對引渡回國的貪官不判處死刑，還將大大刺激貪污犯罪和貪官外逃。因為只要出逃成功，即意味著一條活路。

　　更何況，國際司法合作成本高昂，不僅圍繞“人”的談判困難重重，贓款移交同樣極其艱苦。在利益驅動之下，提供司法協助的發達國家多半會提出層層盤剝的利益要求。司法公正雖然是國與國之間進行司法協助談判的永恒主題，潛伏在這些冠冕堂皇的關鍵詞背后，卻是赤裸裸的利益訴求。

　　若要避免在打擊外逃貪官上的進退失據，除了鍥而不舍地利用國際法準則去尋求個案的妥善解決，更重要的，還是要痛定思痛，花大力氣立章建制，廣布法網，變傳統的“權力反腐模式”為“權利反腐模式”，盡最大努力遏制貪官的外逃。若“二許”美國受審能夠成功倒逼國內的廉政建設，這樣的教訓倒也算有意義了。

　　(摘自《新聞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