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常昊

　　很多決定人生走向的重大事件，都是充滿了偶然性，回頭想想，不能不懷疑是否命運的安排？我的婚姻就是如此。

　　女棋手張璇暫別中國棋界，只身東渡東瀛是1991年，當時我還不滿15歲。在此之前，因為年齡差別比較大，感覺就像是兩代人——尤其她是六十年代生的棋手，我們是七十年代“小龍”，我們都是叫她老師的。那階段我們沒有什么交往，僅有的印象也都是訓練、比賽。如果她一直留在國內，在國家隊待著，我和她之間根本不可能有感情上的任何糾葛。所以，她去日本反而成就了我們的緣起，這是一個絕妙的悖論，在陌生中漸行漸遠，才有驀然回首時的心動。

　　當然，所謂“一見鐘情”斷然不是事實，這其中經歷了一個復雜的過程。一個算得上契機的事件出現在1995年9月，我去日本下擂臺賽，將要對陣日本威風八面的棋圣小林覺，如果贏下這盤棋的話，下一仗將對陣林海峰老師。

　　當時我和俞斌同行，俞斌和張璇是差不多同一時代的棋手，有了這層關系，張璇非但來看棋，而且大家還能在一起閑聊幾句。張璇當時已經決定在當年年底回國。她說到行李很多，托運的話一定超重，俞斌就答應幫她帶一點回國。這樣張璇就邀請俞斌去她的住所做客，順便去拿東西。我與俞斌關系特別好，又是一個當然的“壯勞力”，張璇也就愉快地邀請我同去。

　　那天在張璇的住所閑聊，扯東道西之間，她詢問回國后有沒有繼續下棋的可能？俞斌說：“你回來肯定不行了，現在小孩進步太快了。”有趣的是，他說的“小孩”就包括我。那天下午他們倆聊得比較多，我多少還是個局外人，只有當他們聊起棋界的話題，我才偶爾插一兩句話，當時的“交流”也僅限于此了。

　　后來扛回她的行李還是頗費點力氣，記得其中有個音響，特別重，扛到北京卸下一看，自己的肩膀上竟然留下兩道血印……那音響現在還在我們家里，是一個特別的紀念物。

　　張璇回國后確實是想下比賽的，她去日本之后沒機會下正式比賽，對圍棋反而熱情大增——人大概都是這樣，失去了才發現它的價值。當時國內棋壇的格局，我們“七小龍”開始把當時的一些老棋手“頂掉”，她想適應離開四五年的環境，就需要進入我們的“圈子”。

　　那時外出比賽，我們幾個的房間往往最熱鬧，我、高世振、丁偉關系特別好。休息天還在一起打撲克。這種熱鬧吸引了其他隊友，其中就有張璇，彼此的感情就這么悄然拉近。

　　直到那時為止，還不能完全把我們的關系定義為男女感情，最多只能說是一種朦朧的好感。假如一開始就想到男女感情的話，就會覺得這種交流完全是不可能的，不能不顧忌世俗的觀念。

　　這時的訓練環境也提供了契機。開始的時候，在國家隊訓練室的肯定不止我們兩個人，但后來我們倆“低頭不見抬頭見”的情形多了起來。我算是比較用功的，有空就在訓練室。她回到北京，住的是國家隊宿舍，吃完飯沒什么事也就來訓練室下下棋。她對其他年輕棋手不是很熟，而我們倆在一起擺棋毫無拘謹，于是輩分的界線在慢慢消除，關系也漸漸拉近。

　　張璇從日本剛回來的日子里，對國內的生活環境陌生感很強。那幾年國內的變化很大，很多東西她感到迷茫搞不清，難免渴望和一些朋友聊天、暢談。俞斌他們忙于自己的家庭，再年輕一點的有距離感，我就成了她很好的傾訴對象，信任感與日俱增。

　　到了1997年的時候，我們的關系已經非常密切，密切到我們必須正視彼此的感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決定共同分享感情的世界。但是，這不意味著與結婚畫等號，那樣的話我們就得承受外界的各種壓力。

　　確實，我和張璇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不僅僅是歲數上的8年。在感情生活方面，張璇經歷過她的選擇，也品嘗過苦澀的滋味，從某種意義上講，她的再度回國也是為了得到家庭安定的生活環境。

　　而我在這方面沒什么經驗可以“借鑒”，更重要的是，當時我二十出頭，棋藝剛剛跨入第一線。這時墜入愛河，追求家庭生活，有分心之嫌……因為正視這樣的背景，我和張璇存在著默契——廝守在一起，但是未必追求形式上的婚姻。而且開始階段洞悉我們關系變化的人也不多，希望借此把影響降到最小。但是，漸漸知道的人還是越來越多，周圍有了一些議論，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存在著非議，無論是我的家人還是棋院的領導都感受到了壓力。如果他們進行強力干涉，肯定會對我們的現狀產生消極的影響。當然，我們的內心也是堅定的，當時考慮到這樣的底線——大不了不讓結婚，那就不結唄！

　　所幸的是，我的父母還算是比較開明的，盡管他們也不是很希望那么早就讓婚戀來分散我的精力，但最后他們決定：讓我自己選擇！

　　棋院的領導當然也因此煩惱，但是我家人的態度讓他們多少有些釋然。當時的中國圍棋協會秘書長華以剛老師就對一些人說：“他父母都讓孩子自己選擇了，我們怎么可以干涉呢！”

　　我從小學棋，在國家隊的集體宿舍里長大，處于相對封閉的環境。剛好是同齡人對異性產生感覺的歲數，就和張璇接近、相處，她是我第一個接觸比較密切的異性。當異議逐漸平息，我們可以坦然公開地面對外界的時候，我心里卻突然有了一絲猶豫。

　　外人反對的原因主要是我倆年齡上的差距和過早結婚對我事業的影響。就前者而言，絕不是很大的問題。但后者，應該說，和我內心的猶豫不無關系。那么早結婚對正處于上升勢頭的我會有多大的影響？站在張璇的角度考慮，我們走到了一起，萬一以后有些感情的波折，對她的人生會造成多大的影響？我做好了負起這種責任的準備了嗎？……

　　這種思考完全是一個男人在成家前對自身責任的深思熟慮。我很快排除了這些猶豫和疑慮，斷定那些影響都會非常有限。而后來，當我們走到一起之后，我一直認為當時明確想法，明確這種選擇，是正確的。

　　在跟張璇關系已經非常親密的那段時間里，當她回福州老家的時候，我充分感到了距離的漫長。不過，那時手機還沒有普及，打長途很不方便。中國棋院晚上只有一個公用電話亭可以打長途，聯系起來很不方便。我內心抑制不住思念，很想經常聽到她的聲音。但是白天我們要訓練，沒機會打私人電話。晚上呢，就得和隊友們排隊去“守候”那個電話亭。晚上打電話的人很多，排隊都排不上。等排上了，打得時間稍微長一點，回頭一看，別人在眼巴巴等著，又實在不好意思。就算沒人排隊，過往的隊友也不少，一看，常昊打了半個小時、一個小時電話了，這二十出頭的男青年不會和父母聊上一個小時吧？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和戀人……張璇呢？也是充滿期待地在家等待我的電話，她打給我當然不方便，你想，要是哪位大嗓門阿姨在過道里喊：“常昊！張璇電話，找你的！”那影響會多大！

　　現在想想還算幸運，否則我們的交往一定早早在網絡上傳開，那影響力又是大嗓門阿姨沒法比的了。我們的壓力肯定會比現在大得多，有太多的神仙眷侶就因為外界過多的非議和煩擾最后勞燕分飛。當然，以我的性格，我相信面對現實的干擾，我還是會倔強地廝守下去……很多時候，我給人溫和、好商量的感覺，但是這并不影響我對某些事特別執著，不讓分寸。何況感情的事主要是兩個人的，我們沒傷害到其他人，沒影響別人的生活和事業。

　　1999年2月12日是我們結婚的日子。我從1986年10歲進國家隊就住六人房間，過慣了集體生活，突然搬出棋院居住，變成兩人乃至后來的三人世界，從一個獨自奮斗的少年棋手變成了有家的男人……

　　(摘自《我是常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