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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賈曉偉

　　一年一度的維也納愛樂樂團新年音樂會已經成了奧地利音樂文化的一道特殊景觀，也是維也納愛樂樂團最為膾炙人口的節目。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新年音樂會，它蘊含著一段歷史，延續著一個傳統，積淀著一種文化。

　　圓舞曲之王的故事

　　誰都知道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演奏的全部都是“施特勞斯家族”的作品，但是“圓舞曲之王”與早期新年音樂會以及維也納愛樂樂團的關系卻鮮為人知。19世紀下半葉，維也納的音樂舞臺被一分為二：一方面是傳統的交響曲，另一方面是輕歌劇和圓舞曲。人們人為地把它們對立起來，分為嚴肅音樂和輕音樂。直到1873年11月4日，在一場由“中國世界博覽會調查團”安排的音樂會上，約翰•施特勞斯才第一次在皇家宮廷歌舞劇院的指揮臺上亮相。在皇家帝國大廳，約翰•施特勞斯神采飛揚地指揮了約瑟夫•蘭納的《浪漫者》、約翰•施特勞斯的《西班牙皇家衛隊》和《藍色多瑙河》圓舞曲。從那時直到逝世，施特勞斯與愛樂樂團的合作次數達85場之多。1894年，《蝙蝠》成為皇家劇院的保留曲目，1899年5月22日，施特勞斯在皇家劇院親自指揮了《蝙蝠》序曲。十多天后，即6月3日，這位圓舞曲之王就離開了人世。

　　1925年10月25日，在慶祝施特勞斯百年誕辰之際，維也納愛樂樂團舉行了一場盛大的音樂會。百年誕辰音樂會的成功舉辦，開創了“施特勞斯復興”的新時代，同時也使圓舞曲之王在維也納愛樂樂團的保留節目中長期占有一席之地。不僅如此，維也納圓舞曲還成了現今邀請新的合作指揮的“考試”曲目。

　　克萊門斯•克勞斯的故事

　　在維也納愛樂樂團指揮的行列中有許多大師的名字，像馬勒、尼基什和魏因迦特納。然而，音樂愛好者們不熟悉的克萊門斯•克勞斯更是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的突出貢獻之一，便是確立了在每年元旦上午舉行一場全部由施特勞斯家族作品構成的“新年音樂會”的傳統。

　　1929年8月11日，克萊門斯•克勞斯作為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新任總經理主持了薩爾茨堡藝術節，上演了全部的約翰•施特勞斯的作品。1930年，克萊門斯•克勞斯在維也納又一次顯示了他指揮施特勞斯作品的才能。后來在1933年，甚至羅馬教皇也饒有興趣地觀看了《藍色多瑙河》圓舞曲。那以后，克勞斯在新年音樂會中加進了約瑟夫•施特勞斯的作品，把施特勞斯兩兄弟的作品連在了一起。

　　1939年年鑒上記載了確立舉行“新年音樂會”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頁。12月31日，克勞斯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演奏了“首屆施特勞斯音樂會”，受到廣大聽眾的極大歡迎。在1941年元旦新年音樂會上，克勞斯指揮愛樂樂團演奏了施特勞斯兄弟倆的作品，從而擴大了維也納愛樂樂團中施特勞斯作品的保留節目。1951年1月1日，維也納愛樂樂團和聽眾們最后一次欣賞克勞斯那富有靈感激情的指揮才能。第二年5月，這位確立起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功臣便溘然長逝。

　　“金色大廳”的故事

　　舉行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金色大廳”曾令全世界多少音樂愛好者神往，也正是“金色大廳”孕育了維也納愛樂之聲。說起來，這座大廳也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它落成于1870年，正式的名稱應該叫作音樂協會大廳，由建筑大師奧菲爾•漢森設計。大廳內共有1654個座位和大約300個站位，金碧輝煌的建筑風格和華麗璀璨的音響效果使其無愧于金色的美稱。在每年新年音樂會的電視轉播中，全世界的愛樂者都可以在聆聽音樂的同時一睹“金色大廳”的風采。自大廳落成那天起，維也納愛樂樂團就在這里“安營扎寨”。“金色大廳”與維也納愛樂之聲相得益彰，“世界第一樂團”與“世界首席音樂廳”相映成輝。

　　與阿姆斯特丹的音樂大會堂和紐約卡內基音樂廳相比，這個“長方形鞋盒”的確是狹長了些。然而，它的聲音流動性特別好。在這里，弦樂器與木管樂器、木管樂器與銅管樂器的平衡達到了巧妙無比的境界。也正因如此，每年一度的新年音樂會才帶給全世界音樂愛好者難以忘懷的視聽享受。

　　“繼承人”的故事

　　克勞斯逝世后，由誰來繼承新年音樂會的傳統？這個指揮的繼任者便是自1949年以來一直擔任小提琴首席的博斯科夫斯基。這一選擇受到了聽眾和評論界的普遍歡迎。年復一年，博斯科夫斯基和愛樂樂團形成了一種完美而特別的風格，這就是“維也納人風格”。直到1979年，博斯科夫斯基因健康原因，在新年音樂會上被迫向人們致最后一次“新年快樂”的問候。

　　為了維持高尚的藝術品位，維也納愛樂樂團已經把目標轉向國際著名的指揮大師。洛林•馬澤爾、卡拉揚、阿巴多、克萊伯、祖賓•梅塔先后登上新年音樂會的指揮臺，使這個全世界音樂愛好者的慶典日大放異彩。

　　故事之外的話題

　　假如把1939年12月31日的“首屆施特勞斯音樂會”正式算作第一個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話，那么，這種獨特的新年音樂文化傳統已經延續了70年。半個多世紀以來，這個傳統從維也納蔓延到了歐洲，又從歐洲傳播到美洲乃至亞洲。越來越多的大眾通過衛星電視把這種文化自覺不自覺地融合到自己的新年文化活動中。

　　正是由于施特勞斯的努力，才使19世紀下半葉維也納的交響曲與輕歌劇和圓舞曲的對立格局走向統一。而如果說新年音樂會的傳統有什么主題的話，我想那就是嚴肅音樂與輕音樂的統一，或者說是經典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統一。

　　然而，這個傳統的主題在日趨商業化的今天正在悄悄地發生著“變奏”。

　　據說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票可以提前一年預訂，當然，那些“黃金位子”的票價是讓人咋舌的。于是，真正的音樂愛好者只好望而卻步，而富商巨賈政界名流們自然就堂而皇之成了主流陣容。維也納人一年一度的歡樂社交場所不僅給附庸風雅的人們一次流俗的機會，更使達官貴人得以彈冠相慶，使億萬富翁們得以逞財斗富。《藍色多瑙河》載著過重的金錢與權勢，經典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內涵被偷換成“新貴族文化”。此變奏之一。

　　想當年，克萊門斯•克勞斯在1941年的新年音樂會上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演奏了施特勞斯兄弟倆的作品，從而使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成了“施特勞斯家族”作品音樂會。當時來看，這是其文化特色。如今看來，這又何嘗不是其文化的局限性呢？五六十年來，翻來覆去的不過就是那些曲目，久而久之，已經成為一種因襲的模式。一種文化傳統如不隨著歷史的變遷而注入新的活力，那么，這“傳統”二字就會成為“守舊”的代名詞。誠然，音樂會的舉辦者已經在形式上有所更新，比如在電視轉播中讓音樂會的畫面與舞蹈的畫面交疊出現，但曲目窄化、內容單調的問題始終難以解決。各位指揮大師的魅力當然是音樂會的趣味中心，但是一圈輪下來，誰還能在這不多的“米”中做出更佳的“飯”呢？此變奏之二。

　　這變奏之三的題目有點嚇人，姑妄稱之為“新年文化的話語權”。自從中國通過國際通信衛星現場轉播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以來，全世界收視的觀眾大概接近20億。新年音樂會成了人們新年的活動內容之一，成了新年過后的談資與話題。觀看與談論新年音樂會成了一種時尚。自然，維也納的電視轉播商們每年可以大賺其錢，作為交換，他們向世界各地輸送了維也納的新年音樂文化。但是我們想問的是，非此，新年音樂文化就成了空白嗎？

　　面對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主題與變奏，我們似乎應該找到一種應變的辦法。柏林每年有除夕音樂會，不但時間上與維也納音樂會錯開一天，而且曲目完全是德國音樂家的作品。不知是我們的電視工作者孤陋寡聞，還是另有其他什么原因不能轉播。如果是經濟上的原因的話，維也納和柏林的音樂會至少可以交錯轉播。好讓我們的新年音樂更加豐富多彩。當然，打破話語權的根本辦法是完善自己的新年文化，或是恪守我們傳統的春節文化，只可惜春節文化也正在日益萎縮。那些倉促上陣的各式“新年音樂會”總有東施效顰之嫌，聰明了幾千年的炎黃子孫怎么就不能弄點新鮮的新年過法兒給別人看看？

　　(摘自《音樂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