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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佚名

　　文人立言、立名、立功的夢想，似乎全部得以在金庸身上實現。但他卻為當下社會傾向“權力”、“金錢”、“效率”、“物質的價值”等外物而憂慮。這是個“異化”的時代，人類忘記了自身。

　　金庸31歲完成自己的第一本武俠小說 《書劍恩仇錄》，35歲創辦自己的報紙。一支筆寫武俠，開創江湖，縱橫天下；一支筆縱論時局，享譽香江。少年游俠，中年游藝，老年游仙。為文可以風行一世(幾世流傳當不成問題)，為商可以富甲一方，為政可以參國論要(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86年被任命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治體制”小組港方負責人)……文人立言、立名、立功的夢想，似乎全部得以在金庸身上實現。

　　金庸已年過八十，行蹤和地位開始屢遭文化民兵的狙擊和詬病。

　　想必老先生不為所動，畢竟是精讀經論的佛教徒。

　　金庸精于論世，在報刊上撰寫政論，歷時三十余年，最大的特色是“喜作預測”，常常公開對未來事情的發展提出明確而肯定的判斷。“我作的許多大膽推斷，后來事實大都應驗了，并沒有重大失誤。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運氣不錯。”金庸說。這些大事包括林彪倒臺、鄧小平復出、香港回歸等。

　　在 《明報》 工作多年、與金庸關系密切的董橋說得更到位：“利己之心的確是人類秉賦之自然也。查先生當年在 《明報》 天天寫社評議論世局國事，有口皆碑，不少人想知道他判斷政情為什么都那么準。查先生私底下總愛說，人是自私的，推測個人或政府的用心和行動，必須推己及人，先從其自私的角度衡量其得失，然后判斷其下一步之舉措，一定不會離題太遠。”

　　這就是洞察世事人心。金庸的佛教信仰也非常人一般地打坐燒香，而是精研論藏，善思妙悟。他對日本的佛教領袖池田大作說：“在中國佛教的各宗派中，我心靈上最接近般若宗。” 般若就是洞世的智慧，洞世之后，自生出世心。

　　金庸在和池田大作的對話中談及自己皈依佛教的機緣。1976年10月，金庸19歲的長子查傳俠突然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自殺喪命。這對金庸打擊極大，“傷心得幾乎自己也想跟著自殺”。這種悲哀籠罩了金庸很久，在其武俠小說修訂中也能看見痕跡——在小說 《倚天屠龍記》 后記的結尾說：“然而，張三豐見到張翠山自刎時的悲痛，謝遜聽到張無忌死訊時的傷心，書中寫得太膚淺了，真實人生中不是這樣的。因為那時候我還不明白。”

　　此后一年中，金庸閱讀了無數書籍，探究“生與死”的問題，覺得這個疑問，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金庸以前接觸過基督教，但后來領悟到(或者說是衷心希望)亡靈不滅的情況更適合去佛教書籍中尋求答案。

　　中國的佛經卷帙浩繁，有數萬卷之多，金庸只讀了本簡單的入門書，覺得其中迷信與虛妄成分太重，不符合他對真實世界的認識。后來讀到 《雜阿含經》、《中阿含經》、《長阿含經》，幾個月廢寢忘食、潛心思索，突然有了會心：“真理是在這里了。”不過中文佛經太過艱深，常有歧義難解。于是金庸向倫敦的巴利文學會訂購了全套 《原始佛經》 的英文譯本。英文佛經容易閱讀得多，而原始佛經內容簡明平實，不像大乘佛經充滿了夸張神奇、不可思議的敘述，像金庸這種知識分子容易了解、接受，由此而產生了信念。大約是一年半時光，金庸體驗了從痛苦到喜悅的歷程，皈依了佛教。

　　金庸在和池田大作的對話中都認為當下社會的趨勢是傾向“權力”、“金錢”、“效率”、“物質的價值”等人間的“外”在方向，而忘記了“開發內在”的因素。這是個“異化”的時代，人類忘記了自身。

　　金庸的武俠小說就像反“異化”的寓言。人類進入熱兵器時代，人就不怎么依靠“身體”來戰斗了，而武俠世界卻崇尚回歸到身體的戰斗，像蕭峰、郭靖這樣的絕世大俠，連冷兵器都不用，直接用肉掌。但武功高低最終決定于內力，內力的修煉，還要從身體向內繼續探求，需靜心吐納而得。

　　這種探求內在的企圖，還沒有觸及金庸的佛教感悟，金庸在其巨著 《天龍八部》 有對佛教思想的發揮。這是一部“以佛教的透徹智慧正面觀照大千世界，以大慈悲、大法力來化解人世無窮冤孽的真正杰作”。(何平語)

　　《天龍八部》 這個名字就是從佛學中來的。八部天龍，各屬欲界，盡管業報不一，但終入輪回，漸然俱盡。小說中為惡之人必有為惡之因，為善之人必有為善之果，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苦惱和孽緣，然而業報不一，冤冤相報。

　　首先是人世無常，身不由己。蕭峰曾經發誓，說終我一生，絕不殺一個漢人。可是結果聚賢莊一戰，很多自己昔日兄弟，都殺了不少。虛竹的理想是做一個標準的一心一意的好和尚，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肉也吃了，酒也喝了，女色也近了，簡直要崩潰了。可是峰回路轉，當所有的規則都破掉之后，這個時候突然發現虛竹是一個最好的和尚，佛學的光輝這個時候才普照出來。他是這個小說中最慈悲的人物之一，也是欲望最少的人。

　　慕容復是“貪”，對功名執著，落得癲狂；蕭峰是“嗔”，對復仇執著，錯殺愛人；段譽是“癡”，對情愛執著，終日自苦。

　　在最后一卷，一個少林寺無名老僧，一個“衛生管理員”，輕描淡寫地打敗所有高手。這里就包含著佛家的無名無相的思想，道理講的是非常深刻的。

　　“我們必須克服的是，每個人心中都存在的那種可無限膨脹、永遠無法知足的欲望。”金庸說。

　　晚年的金庸開始放棄。

　　1989年，金庸辭去基本法委員職務，卸任 《明報》 社長職務；1994年，辭去 《明報》 企業董事局主席職務，開始游學人生。游學與游戲只差一個字，但對金庸來說，庶幾近之。

　　金庸開始全世界游走，去各大學訪問研究，結果帶回來一堆榮譽教授和博士稱號。金庸出入浙大，一授一辭；登華山論劍，進陽朔下棋……被愛惜者痛心地稱為“金庸的變味”，頻頻露面，沒有“大師”風范。

　　其實，早在金庸到英國牛津大學做訪問院士半年后回港，記者采訪金庸在英國的感受時問：“你這半年還有什么抱負，希望在余生中達到？”金庸回答：“我在牛津時，是希望能夠做些學術工作，但我的個性不適合，學術的基礎也不好，現在才開始，已經做不成世界一流的學者了。我還是比較適宜做創作的工作，我沒有積極的抱負，但求平平淡淡，生活自由自在就最好。”

　　所謂學術研究，只是金庸的愛好而已。他捐助各個學術研究機構，年已八十有三，今年三月剛通過劍橋大學的碩士論文答辯，將攻讀博士，讀來還能有所圖嗎？玩玩而已。

　　因洞世而玩世(像韋小寶)，這玩世，是金庸出世的途徑。

　　(摘自《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