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許宏

　　“對中國來說，區分好的和壞的資本主義非常重要。”80歲的威廉•霍博對《Vista看天下》記者說。

　　他和83歲的哥哥肯尼斯•霍博最近成為商業界和管理學界關注的焦點。

　　這一切都因為他們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書：《清教徒的恩賜：美國夢的得勝、坍塌和復興》。這本書出版之后就被英國《金融時報》評選為2007年十佳商業書籍之一。

　　2009年再版時，書名改成了《清教徒的恩賜：在全球財經大混亂中重回美國夢》。

　　毫無疑問，這本書因為金融危機受到了更大的關注。大名鼎鼎的英國管理學家查爾斯•漢迪在美國《戰略＋商業》雜志上撰文，將其推薦為2009年最佳領導力書籍。漢迪說，華爾街金融危機爆發后的12個月無疑是一個亟須領導力的時刻，而霍博兄弟的書是幫助人們重新認清商業世界真正方向的最好提醒。

　　到了2010年1月，《哈佛商業評論》資深編輯撒拉•科里夫在她所在的雜志上指出，“這本關于美國管理文化的書讀來讓人吃驚……我從來沒有讀過一本講商業的書像這本一樣容納了那么多信息、歷史和洞見”。

　　哥哥肯尼斯曾經是寶潔公司的部門經理，做了幾十年商業管理和研究咨詢工作。弟弟威廉是投資銀行家，當選過歐洲議會議員。但這本書的洞見并不只是來自于兄弟兩個的經歷和閱歷，更重要的是他們為今日商業和公司界的混亂尋找著終極答案。

　　現在他們更加忙碌，時常更新自己的博客，接受邀請做演講和訪談，給讀者回信。

　　到了2010年二、三月間，弟弟威廉幾乎每天都在更新博客。其中他分析的一個事件是，豐田汽車公司CEO豐田章男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承認，豐田“在迅速成長中失去了方向”。

　　威廉說，這樣的道歉是預料之中的事，因為日本的企業界早已迷失了方向，失去了美國占領時期(1945～1952)移植過來的企業制度和工作價值觀。

　　“那是好的資本主義。”威廉說。

　　至于壞的資本主義，弟兄兩個認為是美國商學院在二戰之后教的內容，尤其是1970年代之后，“金融工程”成為顯學，利潤和財務表現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

　　意料之中的危機

　　在三年前書第一次出版時，威廉和他的哥哥肯尼斯就專門表達過對豐田的憂慮。他們認為，跟索尼、日立、三菱、松下這些曾經以質量著稱的日本品牌一樣，豐田在失去對質量的重視。威廉指出，這樣的變化也并非是到了2006年他們完成那本書的寫作時才出現的。

　　以研究豐田“精益生產方式”聞名的詹姆斯•沃馬克將2002年確定為直接導致豐田生產大量問題汽車的開始。因為在那一年，豐田設立了具體的擴張計劃，要把豐田在全球市場的份額從11%增長到15%。

　　沃馬克認為，這個計劃“就是受自我膨脹的驅使”，15%這個目標“對任何消費者都毫無意義”。

　　相比之下，威廉•霍博則做了進一步的分析。他說，事實上早在1993年，美國汽車分析家馬利安•凱勒就曾經在一本書中提醒豐田要注意自己的問題。

　　馬利安•凱勒把病因歸結于豐田取消了一貫重要的“中間經理”這個階層，而同時豐田總部加強了對整個公司組織的直接控制。一個自下而上的眾人參與式的管理被自上而下的精英式管理取代，擴張的速度和規模上去了，對細節和質量的注意下來了。

　　和管理學界的同行相比，霍博兄弟的評論并沒有至此為止。豐田只是一個事例，他們之所以能做出這樣的預見，不僅僅是基于他們幾十年的工作經歷。他們的目光所及要深遠得多。

　　表面看，《清教徒的恩賜》這樣的書名似乎很難跟豐田汽車危機、美國夢的實現和破碎、商業管理文化的好壞、全球經金融危機這些全都聯系起來。

　　然而，如果有機會停下來仔細看看書中都說了些什么，或者進一步跟作者進行交流，就可能體會到這本書不僅跟以上這些現象有關，還跟我們所在的這個全球化世界的很多方面都有關系。當然也許更重要的是，跟我們自己的生活有關。

　　在眾多信息、歷史和觀念當中，霍博兄弟探討的問題其實就是一個，究竟是哪些因素造就了有利于持續健康生長的工作環境？也就是人們為什么工作，如何工作。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因為沒有這樣的環境，就沒有健康成長的公司，即使如豐田般煊赫一時，最終還是會衰落。

　　為此，作者進行了一番跨越幾百年的探索。他們得出的一個主要結論是：在當今世界中，那些最有利于工作環境持續健康生長的因素，來自于一種與眾不同的信仰及其生活方式，通過400多年前從歐洲特別是英國遷居北美的移民傳向世界。

　　這群人被稱為“清教徒”，意思是清除一切人為的觀念，成為純粹信奉他們所信仰的上帝旨意的人，他們相信上帝掌管一切，而《圣經》是上帝啟示給人的話語，是生活中一切原則的準繩。

　　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因為不同意當時英國以及整個歐洲的信仰狀況，這群人開始大規模地移民到大西洋對面的北美，希望在那里建立符合上帝心意的家園。

　　霍博兄弟認為，他們在北美的創業經歷基本確立了現代自由商業社會的根基。從他們那里傳承下來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跟世界上其他地區和團體的都很不相同。

　　他們雖然人數并不眾多，但結出的果實卻是澤被深遠，無論是教育體制(他們建立了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常青藤大學)還是組織管理模式(長老會、共和制、議會、董事會)。

　　從這個角度，霍博兄弟所關注的已經很像歷史學家甚至神學家研究的范圍了，這很可能是讓一般商業圖書的讀者感到驚訝或是不適應的地方。然而，霍博兄弟呈現給讀者的卻不只是這些。

　　為什么要工作？

　　兩位80多歲的老人通過個人經歷證明，那些有利于工作環境持續健康成長的營養來自于歷史和信仰的傳承。因此，他們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見聞可能是這本書最好看的地方。

　　肯尼斯和威廉的父親是個化學家。在他們年輕的時候，父親的一位同事認為在英國管理最好的制造業公司是寶潔的一家分支機構。他建議學習工程的肯尼斯去那里工作。肯尼斯去了寶潔之后，他被那里的文化所吸引，跟他之前實習過的兩家英國公司很不一樣，公司結構復雜、細致卻很有效率。

　　肯尼斯在80歲完成的書從那時就開始醞釀了。他想搞清楚這一切是怎么回事。

　　之后，肯尼斯在工作上的經歷算得上是一場綿延幾十年的世界職場之旅。他后來去了愛爾蘭工作，見證了愛爾蘭經濟如何開始起飛。

　　他又去了歐洲大陸工作，看到了歐洲是如何在二戰后重建的。他去美國工作時，正值美國公司的黃金時期。他也去了日本工作，目睹了日本怎樣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漫長的工作中，肯尼斯將自己的體會一點點寫出來，有時發在報紙上，有時在學術刊物上。后來，他打算把這些整理起來做集中的反思。但因為身體健康問題，他無法完成這樣的系統工程。

　　幸運的是，弟弟威廉的加入使得這一切得以進行，而且威廉在歐洲和美國的投資銀行工作的經歷以及當選歐洲議員的背景拓寬了肯尼斯的視野。

　　不僅如此，威廉還為肯尼斯介紹了一位對他們的研究至關重要的朋友：彼得•德魯克，現代管理學的奠基人。

　　早在1983年10月3日的一封信中，德魯克對肯尼斯還在撰寫的書稿表示了很大的期待，囑咐書出后一定讓出版社給他寄去訂書單。肯尼斯至今還保留著這封信。

　　書直到德魯克在2005年去世后才全部完成。肯尼斯很遺憾這位對社會的健康成長關注一生的朋友沒有看到書的完整版本。

　　實際上，德魯克不僅是肯尼斯和威廉的朋友，他還通過對肯尼斯的幫助間接參與了書的寫作。他給霍博兄弟介紹認識了三位對二戰之后日本的重建起到重要作用的美國工程師，使得他們有機會專門研究日本的變化以及對美國的反思。

　　愛德華茲•戴明是另外一位幫助霍博兄弟完成《清教徒的恩賜》的重要朋友。這位美國管理學家同樣對日本戰后的重建作出過貢獻。日本商業管理界至今仍然在記念這位美國人如何幫助日本公司重視質量管理。

　　通過和這些當事人的交流及對日本本土的考察，兄弟倆發現日本之所以能夠在戰后幾十年里塑造起一系列讓人信賴的品牌，實際得益于對來自美國的清教徒生活方式的學習，后來以“亞洲四小龍”和中國大陸為代表的社會變革，其實是這個學習在亞洲的擴散。

　　威廉指出，他在近來的博客中對豐田危機的評論是在重申書中的觀點。豐田危機是一個更為深刻的危機的反映。前面提到的“中間經理”階層的式微只是危機的一個表現。

　　他和肯尼斯認為，日本早在1990年代以前就開始對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失去了重視。許多青年人熱衷于去美國取得商學院的學位。(代表豐田新一代的豐田章男本人就是其中之一，1982年，26歲的他獲得馬薩諸塞州一家商學院的MBA)跟他們的前輩們相比，他們對所在的工作領域缺乏親身了解。

　　在霍博兄弟看來，1970年代以來美國商學院的教育問題不僅對日本公司的危機負有責任，也在更大程度上導致了美國及歐洲的次貸危機。

　　他們進一步解釋說，這一切都跟商業教育背離了當初的清教徒精神有關。比如，對一個典型的清教徒來說，工作不是糊口或發財或展示自己才能的方式，而是“天職”或“呼召”。

　　天職的特點在于，人不是為人自己工作，也不是不得已去工作，而是受到創造人和萬物的創造主的呼喚和指引，完成領受的使命，為自己、他人都帶來益處。至于人們所需的一切，創造主早已許下諾言一定給一切遵循使命的人。

　　就像清教徒們在歷史上的各行各業結出的豐碩果實，這樣的回報和幸福因為來自于最富創造力的主宰而大大超越了人自己所能想象的。

　　這樣看來，忙于成為世界第一的豐田，津津樂道于通過復雜的“金融工程學”賺取紙上財富的華爾街，和這一根基早已漸行漸遠。

　　商學院的偶像崇拜

　　肯尼斯和威廉認為，商學院教育在近幾十年已失去了自己的價值觀，教學和學習的動力是要找一份體面的工作，而不再關心更加根本的問題。老師和學生看的只是專業在增加，但由于缺乏更為根本的內在動力，卻不知道為什么要工作，于是產生了一大群以金錢為唯一目標的職業經理人。

　　他們把這種現象叫做“對所謂專家的偶像崇拜”。

　　在歷史上，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都是很糟糕的。在政治領域中會危害眾人的智慧，經濟領域也不例外。

　　當然，霍博兄弟也承認，商學院本身并不是造成這樣偶像崇拜風氣的原因。作為教育機構，商學院以及整個大學體制仍然是培養年輕一代人才的重要陣地。

　　問題是，人們只幻想取得著名學校的學位就可以成為公司高層，但實際上，每個工作崗位都是學習深造的好機會。

　　霍博兄弟告訴讀者，自本世紀初的互聯網泡沫、安然公司丑聞、還有當下經歷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商業世界已經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比如，高盛從2000年開始將招收工商管理碩士(MBA)員工的比例從75%減少到25%。咨詢公司麥肯錫也已經在減少招聘 MBA的比例。

　　肯尼斯和威廉認為，問題并不只出在公司，公司是整個社會的一部分。

　　比如，導致豐田危機和金融危機的一個共同原因是：在一個追求業績快速增長而忽視質量的時代，公司內部有人早就知道公司業務出現嚴重問題，但并沒有及時向管理層反映(即使反映了也不能引起管理層的切實重視)，因為員工向上級直言壞消息常常需要不一般的勇氣和毅力，而這樣的品質跟人對待工作的根本態度有關，而這又跟社會普遍風氣的好壞有關。

　　霍博兄弟認同德魯克在晚年時總結的觀點，即公司領域的改進需要整個社會的信仰復興。

　　就像當初美國的建立花費了差不多兩百年的時間，復興顯然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霍博兄弟光是寫這本書，就經歷了一輩子的光陰。

　　但是，他們的故事可能正說明了某種希望。他們在晚年時仍然能夠對社會做出非同一般的貢獻。關于社會從興起到發展到發達之后又該如何走下一步的道路，這兩位80后無疑做出了讓人尊敬的努力。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