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訪中張湖德表示，其實目前，有正規學歷和養生專業知識的專業養生師非常少，全國也就只有幾百個。“中國高等院校曾經開設過養生專業的，一共只有5家。”

　　張湖德所在的北京中醫藥大學就是其中一家。

　　1984年，張湖德向學校提出開中醫養生學的課程。領導給了他500元，作為支持。“這與其他學科開課費比起來少多了。這是中國高校第一次開講養生學課程。”

　　1987年，張湖德又向學校提出開設中醫養生系。隨后三年，北京中醫學院招了三屆中醫養生專業學生，每屆30多人。

　　進入養生系的學生，必須學習養生學、中醫學、中醫基礎理論、方劑學等30門學科。經過5年時間方能培養一個合格的養生專業學生。

　　但當時的養生市場并未成熟，該校養生專業的招生時斷時續，進入21世紀后，這個專業被取消了。

　　“主要原因是，就業問題無法解決。”張湖德回憶說，只有不到10%的養生專業畢業生，繼續從事中醫養生行業，主要留校任教。

　　張湖德的一個學生曾遍訪醫院與學校均稱沒有與此專業對口的工作，最后只能留校做了一名遠程教育的錄音師。

　　張湖德認為，正是專業的養生人才奇缺，反而給了現在這些養生人士機會。他說，目前這些所謂的養生人士也就是一些養生愛好者。

　　四問：媒體助推亂象？

　　出版界人士稱，包裝養生大師首先需要他有鮮明個性，而不是有較高的醫學水準

　　在市場上，充斥著“養生大師”、“健康教母”們出版的養生書籍。北京公務員張女士是養生愛好者。市場上每出一本養生書，都會買來看，電視上的養生專家講座也是每期不落。

　　她還將理論結合實踐，從林光常的紅薯到張悟本的綠豆，她都嘗試過。

　　如今她開始迷糊，很多養生理論相互矛盾。這個說要健康，一天三餐不能少；那個說要健康，晚飯不能吃。有的說白蘿卜睡覺前吃能排出身體濁氣；又有人說睡前吃辛辣食品影響睡眠。

　　“現在又有人說，要健康，得吃生泥鰍，喝童子尿。”這些，張女士不敢試了。

　　鄢良認為，這個養生市場之所以亂，媒體、出版機構需要承擔一定責任。

　　鄢良是中醫藥科技合作中心的總經理，從1992年起開始負責，將中醫科學院的技術成果推向市場。他目睹了“養生市場”成形的全過程。也是他，挖掘出張悟本，讓其進入各社區普及養生常識。

　　“其實，養生是最近兩年才火的。”鄢良說，上世紀90年代，人們雖然已開始重視健康，但那時人們只是注重營養保健品的消費，加上虛假廣告的宣傳，使得三株口服液、紅桃k等營養品出現脫銷。

　　隨后不久，那些偽神醫、偽療效被人們識破后，熱潮退去。而如今，人們開始對養生知識和養生服務產生需求。

　　也正是察覺到市場有這需求，吳晴(化名)他們便開始策劃相關的養生書籍。

　　32歲的吳晴曾是一家圖書出版公司養生類圖書資深的策劃編輯，如今已退出這個圈子。

　　她起先策劃的書籍是介紹國外的養生觀點。但她發現，那些觀點只能吸引文化層次高的人，不好賺錢。于是開始尋找國內的養生人士。

　　據吳晴介紹，他們需要這些養生人士，個性鮮明，觀點標新立異。他們的養生知識、醫學水準則是次要的。

　　鄢良說，他也寫過養生書《中醫養生寶典》，但只發行1萬冊，大部分送給親戚友人，“不暢銷，是因為寫得太專業。”

　　吳晴告訴記者，作者的語言一定要具有煽動性，“這樣才能運作成暢銷書”。書暢銷了，就可以出光碟、開講座，隨后進行紙媒和電視的互動宣傳。

　　“只有書沒有電視，吸引不了最廣大群眾的眼球，只有電視沒有書，后續開發的產業鏈就會斷掉。”吳晴說，養生大師包裝成功后，就可以進行養生品的商業開發，“那是最賺錢的”。

　　五問：衛生監管空白？

　　衛生部下屬機構表示，今后將加強預警工作，及時發現媒體不良健康信息

　　袁鐘既是中醫科學院健康科普研究中心主任，也是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社長，同時還參與多家出版社的編審工作，“有的圖書公司會拿出幾十萬，讓我寫序。我一看內容，發現錯漏百出，就拒絕了。”

　　袁鐘發現，目前媒體在傳播養生知識時，缺少鑒別力，缺少門檻，“嘩眾取寵的人都能上電視。”

　　袁鐘曾看了張悟本在某電視臺做的養生節目，發現犯了很多常識性錯誤。便聯系電視臺，要求嚴格審核節目和張悟本的資質。該臺工作人員，不置可否地說了兩句，便掛了電話。此后張悟本的節目仍在該電視臺播出。

　　袁鐘也曾就張悟本所出的書，向相關出版社聯系，告知書中存在錯誤。出版社工作人員對此也不置可否。

　　袁鐘有時也能理解，媒體為何鐘愛這些非專業人士，無論是胡萬林、林光常還是張悟本，他們都敢打包票稱自己能包治百病，能形成賣點。“而專業人士有自己的職業道德底線，知道哪些話不該說。”

　　但在調查中，記者發現很難找到對此負責的相關職能部門。

　　記者聯系中醫藥管理局。該局相關負責人稱，目前養生市場的亂局多為書籍、電子產品的良莠不齊，這主要是出版部門的監管職責，“我們也試圖從醫藥管理角度來加強市場監管，但制度還在制訂中，目前不夠完善。”

　　記者隨后聯系衛生部。衛生部下屬的中國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毛群安也認為，主要是媒體的責任，“他們沒有做好把關工作。”

　　袁鐘對此有不同看法，“傳播文化時可以發表個人觀點，但個人觀點若涉及治病時，就需要通過科學檢驗和權威部門鑒定。如果沒有鑒定，衛生主管部門就需要介入查處。”

　　記者隨后上網查詢了中國健康教育中心，發現其有這樣一職能“協助衛生部負責醫藥衛生類報刊雜志、電視頻道和出版社監督管理”。

　　在隨后的電話中，毛群安表示，今后確實會增加監控社會不正確健康信息的預警工作。及時發現出版社或媒體中出現的不良健康信息，并通知相關部門處理。

　　另一方面，鄢良在負責制訂另一項標準———全國保健服務業的行業標準。這是由國標委負責，今年1月已立項，鄢良為立項小組組長。他說，“養生服務也需要有標準可循。”

　　六問：素養如何提高？

　　衛生部已開展全民健康促進工作；專家表示，民眾只有掌握正確健康知識，亂象才無生存空間

　　作為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院長，黃建始教授更關心的是民眾健康素養的提高。他認為“只要掌握正確的健康知識，騙子就沒有機會了。”

　　黃建始說，衛生部早幾年曾組織專家編輯出版了《中國居民膳食平衡寶塔》和《健康66條———中國公民健康素養讀本》，但有關部門并未對此進行大力推廣。

　　“至2009年，只有6.5%的民眾在健康素養方面考核及格，”黃建始認為，健康教育常識的普及工作還任重道遠。

　　記者查詢得知，中國疾控中心曾出臺了一個《全國健康教育與健康促進工作規劃綱要(2005年—2010年)》，綱要要求，廣泛開展農村健康教育與健康促進，至2010年，東部、中部、西部地區農村居民基本衛生知識知曉率分別達到80%、70%、60%。

　　記者聯系疾控中心，得到的答復是，該規劃執行已由衛生部其他部門負責。隨后又了解到，衛生部下屬的中國健康教育中心有這樣一職能，“開展大眾衛生科學知識傳播活動，向社會提供預防保健的相關知識范圍，建立健康教育與衛生新聞宣傳信息網絡，推廣經驗及成果。”

　　記者采訪該中心主任毛群安，他說，健康教育是需要過程的，我們也在組織相關專家到基層去進行保健養生方面的科普宣傳，但并不是一時半會就能起到作用。在這個過程當中難免被騙子鉆了空子。

　　就在調查臨近尾聲時，記者又發現，張悟本的《把吃出來的病吃回去》火了后，一本叫《把吃出來的病喝回去》的養生書又成為各大書店的暢銷書。

　　該書作者的頭銜有“國學大家”、“中國首席中醫養生專家”、“易學家”、“作家”、“歷史文化學者”。該作者想教給人們的是“喝水與養生的關系”。

　　他是否會成為下一個“張悟本”，誰也不得而知。(陳寧一 黃玉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