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盛夏，我乘列車從北京出發，經烏蘭巴托、莫斯科和華沙，最終到達柏林，來到了我朝思暮想的地方——哲人和詩人之鄉。

　　我自1979年始，先后在武漢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習文學、美學和哲學。受當時改革開放的時代氛圍的影響，我很向往西方，非常注重西方哲學和文化的學習。我專注于研究德國現代哲學，特別醉心于研讀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海德格爾的著作。那時我就希望能有朝一日到德國學習哲學。

　　但當我最初來到德國時，感覺復雜。與相對落后的中國不同，德國到處都是高速公路、高樓大廈和各種現代化的設施。同時，中德交流相當有限，一般的德國民眾對于中國知之甚少。在大街上，人們經常把我誤認為東亞其他國家的人。

　　我進入德國的大學后，作為哲學博士候選人，跟隨海德格爾的弟子專門研究海德格爾哲學。海德格爾是一個另類的天才，他除了探討整個西方哲學史之外，還研究了中國的道家和禪宗思想。不可否認，道家和禪宗給予海德格爾思想以特別的靈感。盡管有如此偉大的大師對于中國的智慧充滿興趣，但德國大學的哲學系很少有關于中國哲學的課程，只有漢學系才有相關的研究。甚至在其圖書館的編目中，中國哲學不是納入哲學類，而被納入東方學內。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覺得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大學學生會的幫助下，我開設了一個漢語班和一個老子《道德經》的研討班。兩個班人數最多的時候有30人，一時傳為美談。其中一位女同學后來專門到北京學習中國文學和藝術，成為中國文化的愛好者。

　　1997年，我以研究海德格爾的論文順利通過答辯，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不久，這本以德語寫成的論文正式出版，后來又翻譯成漢語問世。在畢業的時候，我的德國導師建議我回國后應重點轉向研究中國的傳統思想。這給我極大的啟示。

　　1998年我回到了祖國。當我到達北京和武漢的時候，發現祖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德之間的差距明顯縮小。經濟高速發展，文化百花齊放。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中國文化開始走向世界。孔子學院如雨后春筍，它不僅傳播中國的語言，而且傳播中國的思想和智慧。

　　回國多年來，我研究的重心已由德國哲學轉向中國思想。數年來，我潛心撰寫一部論中國智慧的著作。我試圖激活中國傳統思想的內在生命力。

　　2007年，我隨中國人大青年代表團訪問歐洲，并重返了我學習和生活近7年的地方。我強烈地感到，中國已經在和世界同行。在與對方的對話中，我強調了中歐的相互學習。中國應了解西方，西方也應了解中國，其中當然包括中國的智慧。

　　今年是新中國誕生60年，也是我進入大學30年。60年是中華民族振興和中國智慧復興的歷程；30年是我學習、漫游和沉思的道路。為此，我寫下了幾行人生感言：

　　身心雙修，

　　動靜結合。

　　敬天愛人，

　　學道立言。(彭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