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海歸博士自殺事件，經媒體報道后，引來廣泛關注，海歸“水土不服”的老話題又重被提及。眾多評論中，筆者注意到，不少論者呼吁改善國內高校的學術環境，為海歸創造良好的科研條件，與此同時，也要求海歸們現實些、堅強些，不要走極端。

　　我不清楚這名海歸博士的遭遇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海歸的“水土不服”問題，并進而引起高校的重視。以我的觀察，在眾多高校校領導那里，是很難有海歸“水土不服”的認識的；反過來，海歸“水土很服”倒成了時下高校與學術界的新趨勢。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77.7%的部屬高等學校的校長、84%的中國科學院院士、75%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和62%的博士生導師都有留學經歷。由此可見，海歸中“成功者”甚多，執掌國內高校的校長大多是“海歸”，以他們的經歷看，怎可得出“海歸水土不服”的結論呢？

　　本來有個基本邏輯：這些海歸校長們在國外大學接受了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也見識了國外大學的管理，或多或少會在國內大學的管理中借鑒現代大學制度的經驗。但這個基本邏輯，卻沒有成為現實。與之相反，“海歸經歷”在海歸校長身上的印跡，很難覓得。

　　這就不得不提到“水土很服”的問題了。這些年來，有的“海歸”一回到當前的高校制度中，就“如魚得水”。概括起來，有兩種情形：

　　一是在海外功成名就者。他們是近年來高校爭相“引進”的海外杰出人才。此類引進，大多不為所有，但為所用。被引進者不需全年工作，每年工作兩三個月即可——重點不在讓他們親歷教學、科研，而是用其頭銜，參與聯合申請課題、評審學科或者報獎，并稱這為學校作出的貢獻遠遠大于教育科研的作為。于是兩下之間協議達成，高校迅即獲得一位“大師級”人物，由此構建“團隊”，獲得課題，而該人也心領神會，獲得屬于自己的那份好處，毫無水土不服之感。

　　二是對國內高校辦學體制與學術體制深入研究者。他們對國內高校的運作、領導的喜好，了然于心。回國決然不提什么學術自治、教授治校，而是動輒把書記、校長掛在嘴邊，時常跑行政機關辦公室，匯報科研設想、暢談科研規劃，并及時呈上科研成果。把國外的經歷進行適當的美化自不在話下，在國內進行研究時，還識時務地把研究成果與相關領域的領導進行“深度合作”。如此這般，不一會兒工夫，就成為領導的紅人。

　　以上兩類海歸，或許不是海歸中的大多數，但卻對當前的高校學術研究有很大影響，并影響另外一些海歸的命運。從“水土不服”到“水土很服”，不是水土變了，而是人變了。這種轉變，令人思量。在這兩類海歸的夾擊之下，本想回國有番作為的海歸，有的退卻；還有已經回國的，卻因把在國外的“壞習慣”帶回來(也被稱為“學呆了”)，處處不適應。有網友就針對浙大博士遺書中所稱“國內學術圈的現實：殘酷、無信、無情”發表感言，說其缺乏對國內學術圈的基本了解，太過書生氣，太過理想化了。

　　在國內學術環境不變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海歸“水土很服”，已經讓“水土不服”成了異數。這更加劇“水土”改造的難度。此番浙大博士的自殺，在其他海歸不存在水土不服的背景下，很有可能作為獨特的個案，被教育部門與學校更多地從其個人方面找原因，于辦學與學術體制的改革，恐難產生多大觸動。(熊丙奇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