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8日電 1989年2月，時任蘇聯外長的埃杜阿爾德·謝瓦爾德納澤出訪伊拉克，與薩達姆及其“親信圈”進行了一系列的會談和“非正式會晤”。謝氏的“高參”、也是其得力助手的斯捷潘諾夫親眼見證了這次訪問的全過程。

　　斯捷潘還是位出色的作家、評論家和記者，曾在俄羅斯《消息報》工作多年。他于兩年前辭世，不久前他的兒子格奧爾吉·斯捷潘諾夫首次向媒體披露了他當時寫下的“秘密日記”。

　　當時還是1989年，沒有“海灣戰爭”，沒有美國的經濟封鎖和聯合國的武裝核查，可以是應該算是薩達姆“黃金時代”，讓我們撫去歷史的塵土，重新見證那段歲月：

　　1989年2月23日，我們抵達巴達格時，正值半夜時分，天下著雨。前來迎接我們的人都身著游擊隊員的迷彩服——伊外交部長塔里克·阿齊茲穿著迷彩，連開著嶄新的“大奔馳”的司機也都穿著迷彩。盛裝的主人們把我們領到蘇聯大使館官邸。當時使館里還在演戲。阿齊茲通知說，伊拉克的“一國之主”，總統薩達姆將在巴士拉(伊拉克東南部城市)會見我們一行。

　　前一天晚上觀察員瓦連京·左林一時頭腦發熱，向電視臺報道說薩達姆可能要和妻子離婚，并因此與國防部及其兄發生了磨擦。為了這些，我們的大使被外交部宣召過去狠狠斥責了一頓。

　　巴格達

　　……我們將要被領著到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交匯的地方——就是所謂的“前線”去會見總統。其實，可能無需護送，因為在巴格達總統先生的頭像無處不在。要按照懸掛的國家首腦肖像數來為城市排名的話，巴格達穩居第一(超過了平壤和大馬士革)。

　　巴格達完全名符其實——至少從我居住的“阿爾-拉什德”賓館房間見到的城市的夜景來看是這樣的。豪華的賓館、夢幻般的網球場、藍汪汪的游泳池、2月份就已成熟的鮮橙。“阿爾-卡拉旺”飯店、“阿里巴巴”酒吧、“阿蘭金”夜總會。這不是書本中描述的，也不是電視畫面中展示的，而是一個活生生的超現代化的大都市。而為這座既開放又有著濃郁穆斯林特色的做鋪墊的是其豐厚的石油收入。

　　連謝瓦爾德納澤也穿上迷彩服。這種制服一直伴隨著我們，從雄偉的紀念碑(無名戰士墓上方懸著巨大的盾牌，低垂的國旗迎風招展)畔到伊拉克外交部。阿齊茲和往常一樣腆著大肚子，腰系軍用皮帶。而在巴士拉的薩達姆總統官邸，給我們端飲料的穿的是迷彩，連拍照的也是一身迷彩。

　　塔里克·阿齊茲

　　“您這身衣服很合身，”謝瓦爾德納澤恭維阿齊茲說。

　　“不瞞您說，這是我的日常工作服。”阿齊茲謙虛道。

　　阿齊茲接納我們的地方是一幢現代化的大樓，房間的墻上掛著一張微笑著的薩達姆肖像。這次他穿的是無可挑剔的歐式服裝，跟后來在巴士拉接見我們時穿的一樣。現在我們得和阿齊茲進行會談。

　　主要的議題是兩伊沖突問題。阿齊茲說，伊朗人不愿意談判。那些人，穆薩比呀，哈梅內伊呀、蒙塔澤利呀(都是伊朗當時的領導人)只是相互寫寫便條，而直接的通話卻沒有。

　　阿齊茲說：和伊朗人談判無異于不用麻醉撥牙。

　　飯后阿齊茲提起了作家薩曼·拉什迪的禁書事件。

　　“哈梅內伊給作家判刑，就是對自己在伊朗的敵人宣戰。他試圖以此來解決國內問題。哈梅內伊的制度就是不斷地挑起與自己人及世界其它國家之間的戰爭。”

　　巴士拉

　　吃完最后一道甜食，阿齊茲向我們透露說：“總統去了巴士拉，他要親自督查城市重建的有關情況(巴士拉市在與兩伊戰爭中遭到重創——《消息報》注)。他本應該昨天返回巴格達，但是有些特殊情況，行程不得不推遲了。”……

　　就這樣，我們動身前往巴士拉，那座阿拉伯民間傳說中探險家辛巴德曾游歷過的地方。

　　巴士拉跟巴格達相比，簡單就是天壤之別。它萎瑣、破舊、骯臟，被戰爭摧殘的滿目瘡痍。

　　這里的薩達姆的畫像，比巴格達的還要多。

　　我們見到了薩達姆本人，這位聲名赫赫傳奇性的人物就在我們眼前——高高的、瘦瘦的、一身黑色的西裝，系著銀色的領帶，口袋中裝著白色的頭巾——儼然一付紳士的行頭。薩達姆向我們介紹他的手下，以首的是他的親信國防部長，一位身穿雙排扣衣服滿面愁容的男子。

　　整個房間透著暴發戶式的艷俗。做工粗糙的家具，豪華鍍金的鏡框，墻上掛著幅劣質繪畫。和我們會談的伊方人員都戴著塊大金表，伊拉克駐俄大使的表盤上還嵌著幅薩達姆的肖像——這也可以稱作是“薩達姆時間”吧。離我不遠的小桌子上放著一付眼鏡、一頂卡拉庫爾羔羊皮制的帽子，帽子下面是一支手槍。

　　會談的議題：改革、軍備與裁軍、我們的中東之行、阿拉伯世界的團結一致、兩伊沖突。

　　伊拉克式的“輿論公開化”

　　在會談中間經常出現奇怪的轉折，聽到一些奇談怪論。

　　譬如，薩達姆就宣稱，蘇聯實行的“公開化”政策是采納了他的建議：“‘基于我們粗淺的經驗，’我對戈爾巴喬夫說，‘我們可以給你們提個建議：‘不要對你們那些思想、方案、觀點棄之不理，不妨讓它們通過報紙和電視屏幕宣傳宣傳。當得知(蘇聯)發生了這一切(指搞“公開化”—譯者注)，我心里說：我們的朋友做得對！’”

　　其實，從伊拉克報紙的欄目上可以看出，薩達姆確實是以“這一標準”而衡量刊登出來的自己的照片。在我們抵達巴士拉的當天，當地一家半官方刊物就一舉打破了對薩達姆圖片報道的記錄：它刊登出了幾乎所有類型的薩達姆的照片——和妻子的合影照、身旁沒有妻子的影片、單人照、和親信的合影、有空中的英姿、也有地面上的海上的身影。

　　一個小個子，“花花公子”模樣的人掂著腳尖走進會議廳，在桌子前坐下。“我們的新聞部部長！”——薩達姆介紹說。

　　阿齊茲在便條本上寫了點什么，撕下來，交給了這位新聞部長，于是他又掂著腳尖離開了會場。

　　“伊拉克不能落后于以色列”

　　在談到解除武器時薩達姆和我們聊得很隨意。“我們現在已經停止軍備上的競賽，投身到與西方進行的另一場競賽中去：看誰能制造出更好的東西的競賽——從牙膏到計算機。我們要讓周邊國家的人們了解到，他們的鄰居是如何生活的，生活水平是怎樣的。”

　　非常明智。可是當謝瓦爾德納澤贊揚薩達姆英明，準備向他透露我們中東之行有關情況時。薩達姆還是念念不忘裁軍問題，并抱怨起我們來了。他抱怨俄羅斯老是專注于常規武器的研制：“西方會在武器裝備上占優勢，因為你們老是設計生產常規的武器。”

　　他還抱怨武器的質量不高，用于武器改良的資金短缺：“你們的飛機不是所有的部件都符合現代化的要求。可是當我們提出要求將你們的產品送往第三國進行改良時，你們要不答復說要研究研究，要不干脆說不行。”

　　他的話很久時間一直沒離開武器這個話題。他回憶起了曾經向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幫助伊拉克組建軍事工業的要求：“以色列正在組建。我們能坐以待斃嗎？”

　　“我們只有一個真主”

　　在與“總統同志”會晤之前，謝瓦爾德澤爾很緊張，他不知道薩達姆如何對待蘇聯和伊朗要改善關系這件事，而且有些領域還很敏感。

　　可是薩達姆的回答干脆明了：“我們不明白為什么蘇聯要和伊朗搞好關系。不過伊拉克對此沒有感到不安。但是，如果可行的話，我請您轉達給伊朗一個警告：與蘇聯搞好關系并不意味著伊朗領導人就因此可以妄想著發起戰爭并取得勝利。”

　　“真主會保佑你。只有我們的真主，而非伊朗的真主。”薩達姆在我們與德黑蘭會晤之前“恐嚇”我們說。

　　“我們只有一個真主，”我們的部長哈哈大笑著作結說。

　　開過這個曖昧的笑話之后，薩達姆說，早在1972年他就曾建議科西金以俄伊關系為榜樣發展同整個中東國家的聯系，但是沒能得到回復。

　　“總統先生”還透露說，他非常贊許本國的多黨制度，“每個黨派都作為一個活躍的個體促進了社會的發展。”——當然，是在維護復興黨的領導地位的前提之下。

　　“所以，只有兩位部長支持我。其中一位就坐在你們面前——塔里克·阿齊茲，外交部長。”

　　……后來我們與阿齊茲又舉行了一輪會談。這次他把敘利亞給“扁”了一通，稱它是國際關系學校中不開竅的小學生。“他們不想接受新事物……還想著在這個地區當頭……”

　　但是謝瓦爾德納澤馬上把話頭岔開了。

　　“我們不談敘利亞的事。在大馬士革我也沒談伊拉克……”

　　阿齊茲對自己關于學校的比喻非常得意，他甚至用它也套到了伊朗頭上：“這些不開竅的學生不包括你今天就要起程訪問的那個國家”。而伊拉克之行后我們恰好應該去德黑蘭……(春風編譯自2月26日俄羅斯《消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