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以宏大敘事的大歷史描寫手法，形象而又相對真實地重建了中國人在甲午戰爭的強烈刺激下走向覺醒的艱難歷程，從專業的觀點看，也比較準確地把握了這段歷史的大框架，重大事件基本上真實可信，相對說來比較真實地再現了幾代中國人對民主共和的艱辛追求，與研究者感覺中的這段歷史大體相吻合。
在甲午戰爭之前，中國人基本上是沿著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模式進行追求和探索，持續三十年的洋務運動也確實使中國的綜合國力有了很大的發展，正如《走向共和》劇中人物所說，那時的中國雖然尚沒有恢復到世界一流強國的地位，但至少在遠東、在亞洲已經是名副其實的一流強國。然而三十年的洋務運動毀于一旦，久負盛名的北洋水師竟然被日本這一新興的小國所毀滅，中國政府不得不在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上簽字。
誰應該承擔中國失敗的“原罪”？毫無疑問是清政府，具體地說應該是清政府中的主政者諸如李鴻章等軍政大臣。過去的歷史書幾乎一致認為是李鴻章的“不作為”導致了這場本應該勝利的戰爭而以失敗告終。李鴻章的“不作為”是他不積極備戰，而幻想“外交解決”，甚至當戰爭不可避免的時候，李鴻章仍寄希望于“國際社會”的公正與干預。而清政府中站在李鴻章對立面的諸如光緒皇帝、翁同等主戰派，則被歷來的研究者所頌揚，以為他們才代表著中國的希望與未來，才是真正的“愛國者”。由此，李鴻章成為“千古罪人”，不論在歷史作品還是影視作品中，李鴻章的形象基本上都是一個反面人物。他不僅以一人之身承擔著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的“原罪”，而且似乎其一生中都沒有干過什么好事，他的升遷與在清廷中的重臣地位，要么是其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結果，要么是其權謀的成就。這種解讀在過去的時代里不能說沒有它的合理性所在，但這種李鴻章的形象與歷史真實的李鴻章實在相差太遠。
二十年來，中國的史學工作者得益于改革開放的政治氛圍，對李鴻章進行了大量精細入微的研究，已經出版不少專門的著作。通過這些研究，人們不難發現李鴻章固然有著他那個時代難以逾越的局限和問題，但總體上來說，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李鴻章完成了他那個時代賦予他的使命，他不僅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重要推動者之一，而且是那個時代最出色的外交家、政治家之一。他在甲午戰爭前的“不作為”，是他不期望將中國拖入戰爭的困境，是他認為中國的綜合國力尚不能與日本一決勝負，至于他期待國際社會的干預，是因為他是當時清政府中少有的具有世界眼光的人物。這些觀點并不一定都對，更不意味著都能被人們所接受。但《走向共和》的制作者們確實充分注意到了學術界的研究進展，較好地吸收了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盡可能還李鴻章的本來面目，使人們看到了李鴻章的另外一面。這種“善待先人”的態度應該說是《走》劇留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
善待先人當然并不意味著“歷史無壞人”。事實上，在任何時代總是有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各個利益集團在統治層總有自己的代言人。過去被歷史學家頌揚的那些主戰派如翁同等人，在《走》劇中多少被描寫成“清流誤國”的類型。清流人物主張對外抵抗固然有其正確的一面，但當國際環境、國內力量尚不足以正面抵抗外來壓力的時候，是否應該借助于國際社會的干預，是否應該利用各大國之間的矛盾去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呢？顯然，甲午戰爭時期的清流們沒有很好地意識到這些問題，他們在戰前與戰后最熱衷的總是統治集團中的內部斗爭，有的研究者稱他們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話雖有一些刻薄，卻也正中要害。
來源：上海文匯報 作者：馬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