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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每個北京人的生活在4月20日后，都發生了或多或少的變化，且變化正波及全國。

　　SARS的陰影正改變著人們原有的生活秩序、生活習慣、工作方式乃至對世界的看法。

　　應本刊之約，零點調查集團就SARS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對北京、上海、廣州的314名18～60歲當地居民采用隨機抽樣方式進行的一項電話訪問，試圖用數據描繪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改變。

　　結合調查結論，零點集團總裁、社會學家袁岳博士在美國接受本刊電話專訪時說，有人將SARS事件對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影響，與9·11事件對美國人和美國社會的影響相提并論，但9·11帶來的震蕩效應相對來說是短期的，而SARS的影響可能是長期的持續的，其程度遠遠超過了9·11。

　　只有不到6成的人仍在繼續上班

　　“人們原有的生活秩序被打斷了”，袁岳說。

　　經濟持續發展，生活水平穩步提高，人們普遍對未來有著良好的預期，過去十多年里，多數中國人一直生活在這樣一種比較穩定的狀態。

　　但突如其來的SARS打斷了原來的生活秩序。在北京春季的艷陽中，一想到新鮮空氣中隨時可能飄來致命的SARS病毒，許多人感到從未有過的惶恐和無助。人們不得不學會面對和適應這種“前所未有的不確定狀態。”

　　舊日的社會流程遭遇強行改變。只有不到6成的人仍在繼續上班(其中北京只有54%的人還在正常工作)，13%的人開始完全在家休息，還有7%的人采取了靈活上班的策略，32%的人推遲或放棄了出差的機會。這表明，大多數人的正常的工作秩序受到SARS的干擾。

　　為了躲避SARS，超過2%的人選擇了辭職，7%的人做好逃往其它安全地帶的準備。

　　但是在家里歇久了，現在，他們比以前更珍惜上班的機會，73%的人希望能早日正常上班，近一半的人現在發現：上班真好。

　　北京的離婚率因此降低五成

　　一方面出于對疾病的恐懼，一方面酒吧、舞廳、KTV、網吧和餐館被強行或自愿關閉，娛樂從業人員們也紛紛作鳥獸散，都市男女們發現，夜晚變得更長，上網的人陡然增多，新浪的北京聊天室不得不新開了兩個。

　　或許有點悶，但從善意來理解，60%的人呆在家里看書看報的時間長了，家人之間的溝通多了，家庭比以前更和睦了。

　　這或許能找到一個佐證，北京媒體報道說，“非典”還讓不少北京男人重返家庭，北京的離婚率因此降低五成——在北京西城法院的便民法庭，以往每周最少辦理簡易離婚案件70件左右，而在4月下旬平均每周不到40件。

　　便民法庭的法官表示，“非典”疫情使得一些當事人處事慎重起來，一些婚姻出現紅燈的當事人也變得比以往通情達理、容易溝通多了。

　　安全的需要還壓制了許多情感交流方式。70%的人減少了與親朋好友的迎來送往，改以電話和電子郵件交流。當街親熱的人比以前少了；47%的人停止了與親人之間的擁抱、親吻等親密接觸，一些家庭開始了分餐和分床睡覺。一半的人減少與人握手，據稱有人開始呼吁中國人重拾打拱作揖的老禮。

　　一半人早起早睡

　　在家庭變得和睦的同時，一些男人的身體得到了休整。許多中國男人都曾長期處于亞健康狀態，這曾使得健康專家為他們的性能力和精子質量感到擔憂。現在，為了抗抵SARS，超過一半的人承認，過去經常熬夜、睡懶覺，現在開始自覺地早睡早起，確保正常休息。

　　被改變的還有許多不良習慣。比如，大多數人都養成了從孩提時代就被反復強調但終究沒有養成的勤洗手的習慣。在北京，曾經有一個專門的辦公室來呼吁人們改掉隨地吐痰的惡習，但成效不大，而現在，在公共場所吐痰可能遭遇的白眼使許多人望而生畏。與此相應，打噴嚏也不再是一件可以隨便進行的事情。

　　“這些現象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許多人都曾發過牢騷，但卻很少有人真正從自己做起，人們普遍的心理是，我一個人做到也沒有什么意義。”袁岳說，如今“SARS這場負面動機和負面壓力正有望催生出文明的集體行動。”

　　不過，這種所謂的“社會風氣好轉”能持續多久仍十分可疑，但被迫嘗試一種新的生活狀態，或許可以讓人們反省自己，倍加珍惜曾經或可能失去的東西。

　　沖擊使民眾心態豁達

　　歷史的規律就是這樣：人類每一次的道德進步都是以重大危機的出現為契機的。道德會停留在習慣、風俗、風氣當中，蔚然成風，所有人都被裹挾在潮流里。

　　所以，袁岳認為，SARS可能帶來一個強制性突破原有道德體系的契機。“人們對于金錢的、工作和傳統價值的認知將面臨調整。”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被隔離或悶在家里一段時間之后，特殊的危機沖擊使許多人的心態變得豁達，重新定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調查顯示，在減少了親密接觸的同時，人與人之間抱怨的齟齷減少了，許多人表示：與上司或同事的矛盾不算什么，有事干比賺錢多少更重要。

　　“這是一種心態上的回歸。”袁岳說，“長時期以來，在社會機器強節奏的推動下，大家都只知道不知疲倦地向前奔。但一個社會的發展強調繼承和平衡，要尊重文化傳統的力量和歷史因素，如果沒有文化、歷史、傳統的各種因素作基礎，一個社會就無法形成共識，社會動員就失去基礎。”

　　在中國，一些大城市的發展正帶來一個可怕的后果：與傳統記憶和歷史的隔斷。而在中國此次SARS危機中，盡管政府與民眾的互動在最初階段并不協調，但隨著政府工作的改進，人們的心態也日益趨于理解與配合。

　　調查發現，多數人表示，一旦發現疫情會及時通報，并愿主動配合政府的防治措施。盡管對政府信息公開完全滿意的只有不到兩成，但七成民眾則“比較滿意”，顯示他們對政府工作的認可和支持。

　　袁岳說：“沒有人與人、社會與政府之間的信賴，沒有文化、人際關系和歷史背景，很難想象一個社會能有效保持凝聚力。”

　　他認為，對SARS的文化反思目前還只限于民間的散漫式的形式。這還不夠，政府應加入反思的行列，并由此促進與民眾的有效溝通。

　　公共健康前所未有地受重視

　　SARS讓所有人仿佛一下子掉進一個恐怖大片。人們在集體恐懼中開始醒悟：來自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領域的危機有可能遠甚于戰爭的威脅。

　　在以往，人們曾經司空見慣的事實是：政府和個人管理都視經濟為第一要務，政府一心抓GDP，老百姓則一心地賺錢。

　　“SARS使人們重新認識全球化的新契機。全球化時代不只有WTO，還有WHO，不能只有經濟的全球化，我們的公共衛生、安全、健康福利、社會文化和行為準則都需要與國際接軌，這才是全面的全球化。”袁岳說。

　　袁岳指出，在中國，近年來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個人價值的實現，也帶來了個人本位主義的膨脹。但是，“SARS危機使我們開始回味共同價值，也就是集體安全體制，公共健康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在回答“如果你是一位醫生，面對SARS應怎么做”時，45%的人選擇“主動要求到一線工作”，49%的人則表示將“堅守現在的崗位”。此外，超過八成的民眾表示，“雖然很危險，但如果需要，我會主動積極參與防止SARS的志愿活動”，更多的人士表示會積極參與捐助活動，以及配合相關部門采取防治措施。

　　此前，袁岳注意到一個現象：中國以往的志愿者活動大都帶有個人愛好的傾向，以個人的行為出現，而西方國家成熟的志愿者活動則大都是團隊形式出現的。但SARS危機中似乎正出現一些更積極的志愿者行為。一些呼吁關心醫護人員和SARS患者的志愿者活動，開始由俱樂部或小團體的形式出現，這是過去所沒有的。

　　SARS也使生活出現了另外一些意外之喜，包括凝聚不同階層、修正醫患關系、復蘇社會責任、改良衛生習慣、倍加珍愛生命等等。

　　袁岳說：“通過SARS危機，我們的國民素質將接受一次面向現代化和國際化的集體洗禮。”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原標題：民意調查:SARS怎樣改變了我們？

　　作者:胡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