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5月14日電 　北京大學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研究員王東，近日在北京日報撰寫長文，回顧中華文明形成期的三大危機、中國近代的六次危機，以及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歷經的五大難關，指出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不衰，只要弘揚民族精神，必能克服困難、戰勝疾病，屢歷磨難而常新。

　　中華文明形成期三大危機

　　文章將五千年前的炎黃時代和公元初始前后的秦皇漢武時代稱為“中華文明形成時代”。在文明形成的歷史時期，西亞、北非、東南歐、古印度河、中國、中南美洲這六大原創文明，先后普遍面臨著影響全面、決定命運的三大危機：民族部落內部矛盾引發的戰亂危機———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生態劇變的危機———外敵入侵的民族生存危機。但惟有中華文明順利戰勝三大危機，開創了世界文明史上獨一無二的多元一體、連續進化的綜合創新模式。

　　第一大危機，形成過程中的原始的中華民族，炎帝、黃帝、蚩尤等諸多民族部族之間，戰亂蜂起。黃帝既是中國原始國家的首創者，又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首倡者，他帶領中華民族順利地闖過了第一次大危機。

　　第二次大危機，四千多年以前，在夏、商、周三代時期的起點上，洪水泛濫，生態劇變。“大禹治水”的歷史故事集中反映了這個時代主題，中華民族精神也由此初步確立起來。

　　第三次大危機，從近兩千年前開始。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南下入侵，往往給農耕為主的農耕民族，帶來嚴重的生存危機，從秦始皇到漢武帝時代，中國徹底實現統一大業，并實現國家制度上的重大創新，建立起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的強大帝國，并大力修筑萬里長城，以保證中華民族的和平發展。這是中華文明與古代國家的定型期，古代中華民族精神也由此基本定型。

　　文章引述《易經》中的兩句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并指出，這成為古代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表征，現代中華民族精神的源頭活水。

　　中國近代轉型期六次危機

　　文章指出，由于種種復雜的歷史原因，古代輝煌的中華文明，在近代工業化轉型期卻屢次失利，嚴重滯后。但也正是在抵抗外侮、戰勝危機的英勇斗爭中，升華出“萬眾一心，振興中華”的近代中華民族精神，激勵一度落伍的中華民族，轉敗為勝，變弱為強，死而后生。

　　—第一次危機：1840至1842年，英國發動了侵華的第一次鴉片戰爭。

　　—第二次危機：1856至1860年，英法聯合發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三次危機：1884至1885年的中法戰爭。

　　—第四次危機：1895年，由日本侵略引起的中日甲午戰爭。

　　—第五次危機：1900年，八國聯軍發動的侵華戰爭。

　　—第六次危機：1931至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

　　文章認為，近代以來一直孕育著一種現代革新的中華民族精神，鮮明的時代特征就是力求把振興中華的民族自信意識，與憂國憂民的民族憂患意識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核心內容就是強調：中華民族到了最關鍵的時刻，讓我們筑起新的長城：“萬眾一心，振興中華，發憤圖強，綜合創新”。

　　改革開放新時期五個難關

　　文章說，改革開放、經濟起飛、國家統一、文化復興四股大潮匯聚在一起，催動中華民族走向現代騰飛。但改革開放并非一路順風。在迄今為止的20多年時間里，至少先后遇到了五道難關。

　　改革起點上的第一道難關：十年浩劫，“兩個凡是”。

　　“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十年浩劫，破壞嚴重，積重難返；當時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提出“兩個凡是”，企圖固守毛澤東晚年錯誤，固守僵化模式，固守僵化觀念。此時，鄧小平從民族精神、民族命運的高度提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從這個意義上說，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改革終于突破堅冰，開始啟動。

　　改革關鍵期的第二道難關：蘇聯解體，東歐劇變。

　　20世紀80、90年代之交，是當代世界歷史中一個急劇變化的轉折點。當代社會主義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大曲折。在1989年政治風波中，中國也發生了重大動亂。世界上的一些反華敵對力量，把和平演變的主要矛頭轉向中國。同時，東亞經濟持續起飛，中國經濟發展卻因整頓而滑坡，這更加劇了外部壓力。有些“左”的理論家、政治家企圖退守僵化模式。鄧小平又處變不驚，出奇制勝，提出了面對變局的兩步韜略：在變局未定之時，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在變局初定之際，出奇制勝，轉守為攻，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速發展。十四大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中國的改革目標，在克服危機中邁出了關鍵一步。

　　改革關鍵期的第三道難關：體制轉軌，加快發展。

　　從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十四大后，中國開始了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關鍵期，同時也開始了加快發展的經濟起飛過程。既要體制轉軌，又要加快發展，這是世界歷史上從未遇到的空前難題。經濟失控，乃至經濟過熱苗頭的出現，亮出了危險信號。從1993年6月起，在鄧小平支持下，中共中央果斷采取加強宏觀控制的系統措施，成功地實現所謂“軟著陸”，終于找到了難題的解決辦法。

　　改革關鍵期的第四道難關：東南亞金融危機，波及中國。

　　從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之日起，一場后來席卷全球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悄然襲來，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中共中央沉著應對，先后采取了四個重要步驟：預先防范，去掉泡沫；穩定幣值，沉著應對；擴大內需，自我動力；總結經驗，全面創新。中國不僅克服了東南亞金融危機造成的消極影響，而且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引，開始了全面創新的探索。

　　改革關鍵期的第五道難關：九八洪水，特大災害。

　　洪水沖垮了一些堤壩，卻不能沖垮中華民族精神，正是在這種民族精神的支撐下，全黨全軍全民義無反顧地投入到了抗洪斗爭之中，譜寫了新時代的“大禹治水”篇章。

　　文章引述江澤民的話指出：“中華民族的精神，最突出的就是團結統一、獨立自主、愛好和平、自強不息的精神”。中共十六大報告又把民族精神問題提到一個新高度：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面對世界范圍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

　　文章說，突如其來地襲擊中國一些地方的非典型性肺炎，是一種過去人們不了解的新病毒、新疾病，人們了解它、戰勝它，是要有一個過程的。但中華民族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沒有邁不過去的坎兒。只要弘揚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弘揚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團結互助，和衷共濟，迎難而上，定能克服困難，戰勝疾病，國家與民族定會歷經百劫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