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并注明摘自中國新聞社中國《新聞周刊》。聯系電話:68994602)

　　天津市長戴相龍稱，隨著輸入型最大“毒王”孟某感染的人員已基本控制，天津不會重演北京的悲劇。但，戴相龍又表示，如果疏忽大意，天津疫情仍有可能在全市蔓延

　　2003年4月15日，對大多數天津市民來說，這是極其普通的一天。盡管相距100多公里的北京，從3月底就已傳出SARS病例的消息，但據說“已得到有效控制”。天性樂觀的天津人因而沒有把發生在100多公里以外的“一小部分人”身上的病癥，與自己的現實生活聯系起來。

　　然而，就在當天，天津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接收了一名自北京轉院治療心臟病的病人。誰也沒有想到，他的到來完全打破了天津人原有的平靜生活。

　　輸入型最大“毒王”

　　54歲的河北籍男子孟茂盛(化名)患有比較嚴重的冠心病，需要進行一次心臟搭橋手術。他于4月初進京求治，曾到北京阜外醫院門診求診，但阜外醫院沒有收治。于是他又轉而投醫于北京民航總醫院，并于4月7日入住該院。在民航總醫院期間，手術一直沒能進行。而此時，該院發現了SARS患者。

　　在得知天津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治療心臟病有專長之后，孟茂盛決定到天津求治。4月15日，這家醫院為其做了詳細的診斷，發現孟不但患有冠心病，還患有高血壓、慢性腎衰、痛風病等多種疾病。4月16日下午，孟開始發燒，體溫達到38.5度，并伴有咳嗽、胸痛等多種癥狀，在進行X光透視時，醫生發現其肺部有陰影。

　　醫護人員意識到孟的病癥可能與SARS有關，但在詢問孟是否曾與SARS型肺炎患者有過接觸時，孟未告知他在北京民航總醫院的情形。由于沒有明確的接觸史——這是當時統一頒發的SARS診斷標準中確診的首要條件(標準1.1)，孟在武警醫院最終未能被確定為SARS患者。

　　但4月18日，他們還是將孟送到了天津收治SARS的定點醫院——天津市肺科醫院。在肺科醫院，孟的病情進一步惡化，并一度出現腎功能衰竭。大量醫護人員參加了對孟的搶救。專家們也對孟進行了會診，不幸的是，由于肺科醫院缺乏相應的檢測設備，孟仍然未能確診。4月19日凌晨，孟被緊急送往天津市傳染病醫院，當天即被確定為“疑似病例”，4月20日上午10：50分，經搶救無效去世。

　　在搶救孟的過程中，他的病史也一直在追查之中。天津方面詢問了孟曾經住院的北京民航總醫院，但沒有得到相關信息。

　　孟在天津的時間雖然只有五天，但被其傳染性人數之多卻極為罕見的，凡是與孟有過接觸的人幾乎無人幸免。

　　這一點顯然也給天津市市長、天津防治SARS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戴相龍留下了深刻印象：5月9日，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孟是——輸入型最大“毒王”。

　　醫護人員感染數攀升全國之最

　　最先受到感染的是一名同樣在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進行心臟搭橋手術的70歲陳姓男子，他當時與孟同處一個病房。陳某于4月17日開始發燒，體溫達到39度，18、19日兩天高燒依舊未退，20日下午6:30分，陳也被送到肺科醫院進行救治，由于陳的年齡過高，體質較弱，于當晚10:15時病亡。

　　隨后幾天內，陪伴孟的親屬，以及凡是參加過救治、運送孟茂盛的三所醫院的醫護、工作人員幾乎人人中招。

　　“我們整個科室只剩下了3個人(這個科室共有14人)，其他科室的人也病倒了很多。”天津肺科醫院的邢維梅護士長談起當時的情景還心有余悸。其本人就是在參加搶救孟茂盛的過程中受到感染，目前正在醫院接受治療。

　　邢向記者介紹說，孟被送到肺科醫院的時候，并未說明是“SARS”患者，而病人當時的情況也比較緊急，許多醫護人員為了搶救孟，匆匆從家中趕到醫院，僅僅采取了簡單的防護措施之后就開始進行救治。

　　“我們當時的防護設備不多，大家對其傳染性也認識不夠，”邢說，“在工作緊張的時候，也完全想不到危險。”

　　邢和另一名醫生在19日凌晨將孟轉送到傳染病醫院后，就陸續有護士打電話說出現了發熱癥狀。隨著發熱人數越來越多，邢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她逐一通知手下人員，如果發燒，千萬不能回家，必須到醫院接受診治。但是事態的嚴重性還是超出了她的想象，4月20日之后，醫護人員出現大面積感染的癥狀，包括她自己。而她的同事，肺科醫院呼吸科64歲的主治醫師裴鴻烈，也因為積極參與救治孟茂盛的一線工作而被感染，5月5日，裴不幸成為天津市第一個因抗SARS而殉職的醫護人員。

　　與肺科醫院情況類似，武警醫院和傳染病醫院的醫護人員也同樣在這幾天之內大面積地倒下。據武警醫院內部人士透露，該院僅直接感染的醫護人員就有30多人。這顯然還不是問題的全部。

　　根據其他省市“毒王”的傳染規律，在第一代感染高峰過后，第二個7天會出現第二代感染的高峰，之后又會是第三代。果然，在隨后的幾天之內，天津醫護人員的感染人數節節攀升，一度達到了總確診人數的50%，位列全國之最！

　　而天津受感染總人數也很快增長。5月初，世界衛生組織將天津列為旅游警告地區。記者得到的一份在5月14日作出的分析報告中清楚地表明，天津確診的167名病人中，89%都是首發病人的續發病例，在確診和疑似的97名醫護人員中，99%都與孟的傳染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前線告急但無人離崗

　　這種情況顯然給許多醫護人員帶來了壓力。一名天津醫生在4月底給其北京的親友發送短信說，“形勢不容樂觀，主要是醫護人員的感染非常可怕，現在已傳播到第三代。醫護人員成批倒下。”他在短信中還提到，“一個剛剛22歲的護士在4月26日才進入病區，昨天就被感染發病了。”

　　而當記者在天津采訪一名參加一線救治的醫生時，他也表示，在SARS剛剛傳入天津時，不僅僅是醫務人員防護設施不理想，救治設備也不配套——在天津市定點的SARS醫院肺科醫院，當時僅僅只有兩臺呼吸機，同時各醫院“還存在不少交叉感染的現象。”

　　5月16日，天津市衛生局局長張愈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專訪時分析說，天津醫護人員感染率高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SARS傳入該市早期對其認識不夠，孟茂盛的傳染性非常強。在其他省市以往出現的“毒王”中，大多有以下特點：或是年齡大，或是患有腎病，或是患有糖尿病，而孟則同時具備這三個特點。

　　另外，孟一直未能得到及時確診：孟發病后，他的傳染病史在最早時期未能得到有關方面足夠的信息，而早期時，這名病人的血清測試為陰性(其真正原因是病人發病時間過短沒能產生足夠的抗體，這一點在當時的條件下也未能認識到)，也給診斷帶來了一定的影響。

　　此外，肺科醫院一直是收治結核病人，而傳染病院則主治肝炎，這兩個醫院當時的基礎設施與接治SARS病人有一定的差距。再有醫護人員連夜搶救也引發自身抵抗力的下降。

　　“但是，即便是在最危險的時刻，天津醫護人員也沒有退縮過，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名醫護人員不聽從調度擅自離崗。”張愈強調說。

　　緊急切斷疫源

　　SARS剛剛入津就帶來如此大的危害，顯然也極大地震動了當地市民。4月底，一則離奇而可怕的消息在市民中不脛而走：天津南郊某工地在施工時挖出了一條蟒蛇，這種蛇在華北地區極為罕見。當地媒體以奇聞逸事的形式公布了這一消息，沒想到引發了許多市民的恐慌——有人認為這意味著“屬龍和屬蛇的人要在今年有難，容易感染SARS”，而要破解這種災難就要在午夜“燃放鞭炮驅邪”。于是，每至深夜，都有大量天津市民燃放鞭炮。至記者于5月11日到達天津時，這種現象還時有持續。

　　4月20日，在兩名“疑似”病人先后病亡后，天津市政府連夜召開會議，商討應對措施，并于次日凌晨做出決定，封鎖最早的傳染源——天津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4月21日早7：30分，隔離封閉開始。正在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內的1145人被隔離。

　　“當時進駐了一些醫護人員進行消毒，并將醫院內重新分區。考慮到隔離人數過多，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在隨后的幾天內又進行了多次分流。”張愈說，“從目前的效果看，隔離封閉武警醫院的措施是及時的。”

　　也許是鑒于轉院人員孟茂盛給天津帶來的巨大影響，天津衛生局于4月29日下發緊急通知，要求“各醫療機構對外地來津就醫人員實施嚴格監控，按可疑發熱病人對待”，并特別強調“不再接收其它SARS發生地區醫院的轉診病人。”

　　另外，天津的鐵路、民航、港口、長途車站等部門也都加強了防范。根據天津鐵路分局的相關負責人的介紹，天津車站在進出站口都配備了紅外線監測儀，對來往旅客進行體溫測試。從4月22日至5月11日，該站共發現了7名可疑病人，而與其有密切接觸的則達到137人。

　　記者于5月11日乘汽車進入天津市區時，在金鐘路收費站接受了紅外線體溫監測器的測試，而所乘車輛也被噴灑了過氧乙酸消毒液。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凡是來往車輛都要接受消毒，乘客必須接受體溫測試。而對于來自北京、河北、內蒙、山西等疫區的人員還要接受重點檢查。根據天津市交通局的介紹，在天津的32個車站和23個高速公路出口都配備有相似的檢查站。而當記者進入市區，在入住酒店之前，還被要求填寫了健康登記表，并又一次接受了體溫檢測。

　　就在加強防范的同時，為了減少市區病房的壓力，天津的“小湯山”——海河醫院也告完工。當地媒體稱，此醫院只用了“8小時設計，96小時施工”，并于5月12日下午6時開始接收病人。

　　5月9日，天津市長戴相龍在回答媒體有關“天津是否會成為第二個北京？”的問題時稱，輸入型最大“毒王”孟某感染的人員已基本控制，其他外來輸入病例也被基本控制。“可以預測天津不可能成為第二個北京。”新市長極其樂觀的說。但他同時強調，“如果疏忽大意，天津疫情仍有可能在全市蔓延。”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原標題：“毒王”入津

　　作者: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