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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北京SARS疫情趨于緩和，北京周邊地區則面臨著新一輪的壓力。
有專家預言，被稱為首都“護城河”的河北，將在6月份迎來SARS爆發的高峰期。而河北方面正在千方百計阻擊SARS的蔓延，一場群眾參與程度空前之高的“人民戰爭”之網已經鋪開
50歲的孫恒已經快半個月沒有進家門了。這些天，他放棄了一切營生，和妻子獨自住在村外。孫恒每晚睡帳篷——其實那只是一個用塑料布搭起的僅能容下一人的小棚子，根本不能擋風遮雨。
地面凹凸不平，鋪了層磚頭，上面蓋了層氈子，孫恒就睡在這簡陋的“床”上，他家的東風牌卡車停在不遠處，孫恒的妻子每晚則睡在車上。
兩個上中學卻停課在家的孩子，每天做好飯給他們送來，夫妻二人使用的餐具是單獨的，孩子們把飯倒在他們的碗里，然后就趕緊離開。吃完飯，他們自己洗碗。
他們還單獨使用一個便坑，坑底鋪著厚厚的石灰，據說石灰是可以殺毒的。
如果不是走到近前，記者很難相信會存在這樣的場景。類似的措施似乎只是用來對待麻風病人的，那已經是多年以前的事。而孫恒和他的妻子則是健康人，至少，迄今為止還未發現任何病癥。
這都是SARS鬧的。距離孫恒的帳篷不遠，立著一塊石頭標志，上面寫著“防非典隔離區”。孫恒兩口子被隔離了。
因SARS而草木皆兵
孫恒是河北涿州市東仙坡鎮西仙坡村人，50歲。夫妻擁有一輛卡車，靠給村里的磚廠拉磚維持生計，并供兩個孩子上學。
4月底至5月初的一段時間，他們二人曾經到過北京地界。說是北京，其實他們只是把磚運到了琉璃河鄉，離村子不過10多里的距離。進入5月，因為疫情越來越重，所有的工程都停下來了。5月6日，孫恒和妻子只好回來了。
如果5月2日之前回來，他還可以在家自我隔離。但他回來得晚了一點，鎮里已經有了新的規定：2日以后返鄉人員，全部要在村外搭帳篷隔離21天，一切正常才可以進村。就這樣，二人開始了在村外的“野人”生活，至今已經快半個月了。
見到孫恒時，他正抱著收音機一個人在窩棚周圍溜達�？雌饋硭男那檫�不錯。這些天他每天都測體溫，一直正常。他說，對鎮里采取這樣嚴格的隔離措施能理解，“嚴點兒好，對自己負責，對鄉親也負責。”
東仙坡鎮黨委書記韓俊田告訴記者，雖然上面規定隔離14天就可以了，但聽說這個病的潛伏期最長可以到21天，所以鎮里為保險起見，把隔離期限提高到了21天。
每天陪伴孫恒的只有那部小收音機，這收音機是鎮里的包村干部(控制SARS也包干到人)李建軍買來送給他的，讓他一個人生活不至于太寂寞。
沿著107國道駛出北京界，首先進入的便是東仙坡鎮。這個在招商引資時一直將“與北京零距離”作為招牌的小鎮，忽然間發現，這個優勢一下子變成了劣勢。在對抗SARS的戰爭中，東仙坡鎮身不由己地站在了陣地的最前沿。
如今，從北京進入該鎮的各個路口都被嚴密地把守住了，每一輛從北京方向開來的車都被要求停車消毒，車上的人則要接受體溫檢查和進行健康狀況登記。每個村子的每個進村路口都封閉了，有專人24小時把守，外人一律不得進入。
東仙坡鎮至今未出現SARS病例，但鄰近的東城坊鎮的教訓讓鎮里領導不敢再大意——正是在那個鎮出現的SARS病例，導致涿州3個市級領導和若干鄉鎮領導的下臺。
東仙坡鎮動員了一切可能的手段來預防疫情�！艾F在別的工作都放下了，一心一意抗非典�！表n俊田說。確實，東仙坡鎮的地理位置太特別了——6個村和北京接壤，除了107國道，還有23條鐵路經過，往來的人流量非常大。即使在SARS疫情蔓延最嚴重的時期，每天從北京出城經過東仙坡鎮的車輛還接近3萬輛。
北京的SARS疫情剛剛走向透明化的那段時間——4月20日到25日左右，大量的返鄉民工經過東仙坡鎮。因為長途汽車開到京冀交界處就停了，所以很多民工只能扛著行李沿107國道行走，場面非常“壯觀”。甚至有幾個人買了一輛三輪車，一路騎到石家莊，然后再坐車回老家。
東仙坡鎮自己也有大量的外出務工人員，總數為2231人，占這個只有3萬人口的鄉鎮總人口的1/10左右，其中95%的人在北京打工。截至5月13日，已有874人返鄉。進入5月，東仙坡鎮開始控制外出務工人員返鄉。鎮里給每個有外出打工人員的家庭發了一封信，信里寫道：
“在抗擊非典的嚴峻時刻，鎮黨委和鎮政府和同你們一樣，時刻關心著您的親人的身體健康。但由于我市返鄉人員多，已造成松林店、開放區、東城坊等6個鄉鎮出現疫情。出于對您的親屬和村民的安全考慮，希望您讓您的親人在近期內不要返鄉。”
從5月15日開始，鎮里決定采取更加嚴格的控制措施，要求每戶有外出打工人員的家庭與鎮里簽訂合同，并繳納2000元的押金。如外出人員執意返鄉，必須要進行村外隔離。發現擅自入村者，除扣除押金外，造成相應后果的，還要按《傳染病防治法》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對于已經返鄉的人員，鎮里要求進行測體溫、胸透和驗血等三項體檢，并對他們進行嚴格的家庭隔離。
鎮里制作了標明“務工返鄉戶”的紅底黑字的木牌，掛在有返鄉人員的家門口。后來，這一標志統一改成了“非典隔離戶”。
韓俊田告訴記者，為了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東仙坡鎮已經印制了35000多份宣傳材料，5000多條標語。韓俊田說，思想工作其實還是很好做的，只要問老百姓一句：你是要錢還是要命？
因為抗擊SARS的運動涉及到每一個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所以無論控制措施看起來多么嚴厲，所有的老百姓都對此都給予了理解和支持。政府已經好長時間沒有感受到一項決定會如此得到老百姓的擁護了 只要哪一家有外出務工人員回家或有外來人員進入，立刻就會有人向村干部或鎮干部匯報。
“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來，這次抗擊非典是群眾參與程度最高的一次�！变弥菔腥舜蟾敝魅喂荚f。郭占元是在東仙坡鎮蹲點的市級領導之一，這段時間都吃住在鎮里�！艾F在老百姓已經全部發動起來了，24小時有人值守，沒有人偷懶，一有情況馬上匯報。跟你說，這段時間哪，小偷的損失不小�！痹挼阶詈�，郭占元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
在對抗疫情中，當地群眾的參與程度之高、要求之嚴確實超過了記者的想象。
當記者在涿州市委宣傳部的一位干部和東仙坡鎮一位干部的帶領下，來到常店村口時，兩位身材剽悍的村民在村口攔住了我們。他們手里拿著一份村里外出打工人員的名單，見到名單上的人，一方面不讓這些人進村，另一方面要馬上報告。
記者告訴他們同行的是市里的干部，得到的回答是：沒有村領導的允許，誰也不能進村。最后通過電話聯系，一位村領導親自到路口迎接，我們才在渾身上下噴足了消毒液后被允許進村。
鄉村再現“人民戰爭”
轉換一下時空，由涿州向南約200公里，處在另一片天空下的城楊莊村，氣氛顯然要緩和很多。這里隸屬河北正定縣正定鎮，距離石家莊只有不到20公里。由于遠離北京，這里的人們明顯不像涿州人那么緊張。
5月13日下午1點半鐘，村民徐軍亮懶洋洋地坐在大門口，光著腳享受著初夏的陽光。聊起疫情，他很干脆地說不怕，怕啥哩。他的一個兒子在西安做販賣家具的生意，至今沒有回家，村里也已經和他打過招呼，叫他讓兒子近期內不要回來。記者問他是否擔心兒子，他很不客氣地回答：“擔心啥，都那么大了，可懂事，比你還懂事哩�！�
在徐家門前約50米的地方，就是村里靠南邊的一個路口，他的鄉親付建忠穿著白大褂，歪戴著口罩站在村口值班，進出村口的村民開玩笑地喊他“付大夫”。付建忠是被村里臨時抽調來執勤的，每個崗兩班倒，24小時不停。每值一個班，付建忠可以得到15塊錢，相當于一個義務工。
城楊莊村有近400戶人家，是個規模不小的村子，但整個村只有3人在外打工未回，除了徐軍亮的一個兒子外，還有兩人在蘭州，所以外出務工人員返鄉的壓力不大。從4月下旬開始，村子還是把工作重點放到了對付SARS上來，做好了各個方面的準備。
村里將有關SARS病癥和預防的知識印刷下來，分三次挨家挨戶發放。村干部把這種宣傳材料叫做“明白紙”。村里還統一購買了一批5斤一桶的過氧乙酸，每戶發放一桶，人口多的發兩桶，讓村民自行消毒。
疫情的恐懼讓城楊莊村認識到了公共衛生的重要性。一星期以前，村里已經搞了一次大掃除。村支書劉德強對此還不滿意，他告訴記者，全村正準備再徹底搞一次。他拿出一份起草完成的衛生評比規定，說以后要在村里形成制度，每月搞一次衛生。
在位于保定市城鄉結合部的薛劉營村，記者看到各個進村的路口全部被封閉起來了。年過七旬的段福中老人穿著白大褂戴著紅袖標檢查往來人等的證件。這個村子由于靠近市區，居民成分也比較雜，有土地已經被征用的農民，有工人，還有大量的外來人口。村里為不同的人制作了不同的證件，農民持紅證，工人持黃證，外來人口用綠證。而沒有證件的人想要進村是被禁止的。
段福中義務地為村里服務，當被問到值勤是否有報酬時，他回答說：“都到了要命的節骨眼上了，還什么錢不錢的？”
在采訪中，記者深深感受到，只要事關自身，老百姓的積極參與程度之高是超出所有預先設想的。事實上，幾乎所有農村的預防措施都要超出城市，這在位于城市邊緣的農村尤其突出。
涿州：被SARS擊中
在地理位置上，河北涿州緊鄰京城的南大門，是“護城河”的最前沿。
SARS疫情的不期而至，多少讓涿州有些措手不及，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自己已經被咬了一口。作為保定下轄的一個縣級市，涿州截至5月16日已經發現臨床診斷SARS病例11例，占保定市全部已公布確診病例的三分之一強。為此，涿州付出了代價，包括一名市委副書記、一名副市長和一名市人大副主任在內的3位市級領導于5月初被撤職，同時被處分的還有若干名鄉鎮一級的領導干部。
細究下來，涿州的SARS鏈條并不復雜。5月15日下午，涿州市副市長王金甫在會議的間歇接受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他說，涿州市確診的11名SARS病例分別屬于3個傳播鏈條，其中兩個為單一病例，也就是說病毒攜帶者得到了及時的控制，沒有傳染更多的人。另外9例SARS患者則同屬一個傳播鏈。
這一鏈條的傳染源是涿州市東城坊鄉西疃村的村民賈淑英。賈淑英已經于4月30日死亡，成為保定地區已公布的4名SARS死亡者中最早死亡的一個。雖然已經死去，但涿州人仿佛沒有給予賈淑英多少同情，很多人談起她，語氣中都充滿了埋怨，因為她給整個涿州帶來了“麻煩”。
東仙坡鎮的一位干部將其稱為涿州的“第一號大毒彈”。
同河北近7成的SARS確診患者和疑似患者一樣，賈淑英也是從北京將病毒帶回家鄉的。4月初，賈淑英的丈夫劉克儉因患心腦血管疾病住進了北京朝陽醫院，賈淑英前往醫院護理，直到4月14日回家。不久，賈淑英即出現了發燒等癥狀。但是直到12天以后，賈淑英才被送到保定就診，4天后，賈淑英死在了保定市傳染病醫院。賈淑英的丈夫劉克儉、兒子劉建軍、女兒劉英杰均被傳染。
在出現發燒等病癥之后，賈淑英曾到鎮上的一家私人診所輸液，造成診所大夫孫建明以及一同在診所看病的王玉芝和馬淑英感染了SARS病毒。這樣賈淑英一人就造成了4個家庭共9人感染。幸好只有她一人死亡，其余9人的病情都得到了控制。
涿州市副市長王金甫對記者說，賈淑英發病時，衛生部部長張文康還沒有被撤職，全國各地對SARS疫情的重視程度還不夠，涿州也不例外。賈淑英的病癥不但沒有及時反映到市里，連其本人也未加重視。
在賈淑英確診為SARS后，和她有過親密接觸的人均被隔離觀察。在5月1日這一天，其中6人由疑似患者被確診臨床診斷病例。恰巧，國務院督導組當時正在在保定檢查工作，6例來自涿州的患者在一天內被確診，這引起了保定市的高度重視，第二天，保定市即對涿州的有關領導進行了處理。
在涿州采訪過程中，記者不止一次聽到下面的干部對被免職的領導表示同情的聲音。但同時也有人表示，和北京免去兩位部長級官員成為全國抗SARS疫情的轉折點一樣，3位市級領導被處分也成為涿州市對抗疫情的一個標志性時間。此后，全市上下對疫情的重視程度明顯增強。
對于進一步控制疫情，王金甫顯得信心十足。他說，有過一次教訓后，涿州掌握了SARS病癥的傳播特點，即潛伏期長、傳播鏈條單一、具有明顯的家族性。針對這些特點，涿州采取了很多針對性很強的措施。
王金甫特別強調了對鄉醫的管理。經過賈淑英的教訓，涿州向所有基層醫療機構下發了兩次文件，并組織全市鄉醫的培訓，要求所有鄉醫對發燒的病人可以接診但不能收診，一旦發現立即上報。通過這個網絡，王金甫說每天都能拿到全市有多少人發燒，以及每個發燒患者癥狀的報告。
作為一個縣級市，涿州的醫療條件可以讓王金甫感到一絲自豪。除了3家縣級醫院外，保定市第二醫院設在涿州，還有12家中央直屬單位的機關醫院。這樣的醫療條件是一般的縣級市無可企及的。
“自5月5日以來，涿州的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呈明顯的下降趨勢。”王說。
保定：醫務人員零感染
在保定火車站，記者看到車站的工作人員對每一個下車出站的人員進行體溫監測，體溫異常的都要及時登記并送往醫院。目前，每日在保定火車站下車的人大約穩定在3500人左右。為限制來自北京的客流，往返于北京西站和石家莊之間的T511、T512、T513、T514次列車均已經停開。
北京到張家口、秦皇島和承德等地的列車也由每日開行改為隔日開行。
保定的客運受到很大影響，正常時期，保定長途汽車站每天開往全國各地的汽車約在730班次，現在每天只剩下10班次左右了。
保定市傳染病醫院是保定地區惟一一家定點收治SARS患者的醫院。在記者到來的前兩天，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剛剛來過這里。據公開的報道，世衛組織專家對這所醫院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進入醫院的大門，迎面就是6層樓的病房。在陽臺上，一群醫護人員穿著睡衣正在曬太陽。病房已經被整體隔離，所有的一線醫護人員都只能待在隔離區里。在靠近圍墻的位置，醫院搭了兩排簡易房，院領導和二線、三線的醫院人員都在這里辦公。
到記者采訪時為止，該院收治SARS病人有3人死亡，其中兩人年齡較大，另一個有比較嚴重的并發癥。有6人治愈出院。
但該院收治SARS患者的總數，卻是一個謎一樣的數字，醫院黨委書記董建軍只肯說是30多個，問到具體數字，他就開始翻報紙，找公開報道的數字。
有一個成績是不可否認的，那就是從4月18日收治了河北省第一例SARS患者以來，這家醫院保持了醫務容易零感染的記錄。對此，世衛組織的專家也不得不刮目相看。
保定市傳染病醫院目前共有醫生52人、護士84人，擁有170多張病床。開始專門收治SARS患者以來，該院又從其他醫院借調來30多人充實到了一線。以前，該醫院收治的大多是患結核、肝炎和腸胃方面傳染病的患者，對待SARS也一無所知。但董建軍強調說，該院比一般的綜合性醫院天然地具備一些優勢，比如醫護人員在日常工作中形成的自我保護意識，還有醫院病房的設計，傳染病醫院的病房和門診是相對獨立的，住院區和清潔區之間有雙重的走廊和緩沖區，對控制病毒傳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看過病房后，世衛組織專家說，病房設計達到了世衛的要求，并對中國一個普通城市有這樣條件的傳染病醫院感到意外。
不惜一切代價的救治是救治成果顯著的重要原因，董建軍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從開始接收SARS病例以來，傳染病醫院已經花費了60萬元以上。用保定市SARS專家組成員、市第一醫院內四科副主任俞玎的話說，病人的康復是“拿錢堆出來的”。
北京的尷尬
河北省在對抗SARS的戰役中提出的口號是：當好首都的“護城河”，“抗大疫，保首都”，但是河北在此役中所受的打擊，卻恰恰來自它所要保衛的北京。
在河北境內采訪的一星期時間里，記者明顯地感受到河北人對北京的別樣心態，來自北京的人總是被異樣的目光打量著。
在保定的冀澳賓館，記者一行先開了在三樓的房間，隨即被以裝修為理由請到了四樓。在四樓的樓梯口，服務員立了一塊“賓客止步”的牌子，于是記者一行三人就這樣被隔離到了一個樓層。
河北人異樣的目光有著他的理由。5月9日，河北省省長季允石在一次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公布，已確認的河北SARS患者中有7成以上的傳染源可以追溯到北京。
在保定市傳染病醫院就診的一家人就是這樣一個明顯的例子。這一家中年齡最長的曹瑞華是4月18日住進傳染病醫院的，他是河北第一例確診的SARS患者，已經于4月27日死亡。在醫院里，還住著他的一家4口。
4月8日，曹瑞華的哥哥曹新華在北京死于不明病癥。當時，SARS疫情在北京還諱莫如深，直到后來，曹新華才被確認死于SARS。曹新華死后，曹瑞華攜妻子李艷榮、兒子曹利、女婿安海峰等前往北京奔喪，4月9日返回保定。結果乘坐一輛車的這幾個人全部感染了SARS病毒，并在一段時間以后相繼發病。
此后，李艷蓉跟朋友徐素琴又去了一次北京，將病毒傳染給了徐素琴。徐的侄女崔嬌是河南人，在保定打工，住在徐家。徐出現發燒癥狀后，崔嬌照顧她，結果被感染。徐的丈夫南明軍和女兒僥幸未被感染。
發病早期，曹瑞華曾到位于保定金臺一街的王華診所輸液，給他看病的大夫冉軍被傳染。他的女婿安海峰在出現發燒之后，曾經到保定市職工醫學院附屬醫院就診，其間他隱瞞了曾于近期到過北京的經歷。在他住院期間，他一共近距離接觸了29人。這些人在隔離觀察后，所幸沒有人發病。
像曹氏一家的情況非常普遍。大多數SARS患者的病源都可以追到北京。
“護城河”的軟肋在哪里？
5月17日，世界衛生組織在考察了河北疫情后，發出了對河北的旅游警告。世界衛生組織的公告稱，經過對河北疫情的評估，世衛組織建議人們推遲所有前往河北省境內的非必要旅行。另外，有專家預計，河北省將在6月份迎來SARS爆發的高峰期。
目前，河北全省已有11個地市有病例報告，波及56個區、縣。其中以張家口、唐山、保定的病例較多，其次為石家莊和廊坊，這五個地區集中了全省90%的病例。在發病總數上，河北已經排在了全國第5位。
SARS向農村蔓延是中國政府最擔心的問題。為此政府采取了多項措施，并為此設立了20億元的專項基金。
記者在石家莊采訪期間，正趕上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在河北考察。河北省領導和世衛組織專家的會面嚴格保密，衛生系統自己的宣傳干部只有3分鐘的時間現場拍照，其他記者一律被擋在門外。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又到河北考察。
當記者來到河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朱會賓的辦公室時，這位主任正忙著準備當天下午的一個活動。而副主任曹繼平則對采訪百般推諉。所以，河北省級層面如何在農村阻擊SARS，記者沒能掌握官方信息。
河北省是農業大省，農業人口較多，臨床診斷病例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農民，占全省病例的22%，如果算上民工的比例，則總數高達33.5%。而在全國范圍內，截止到5月12日，農村地區確診的非典病例為155例，只占患病總數的6.2%。
專家認為，河北省SARS臨床診斷病例中農民和民工的比例較高，從疫區回家的民工和學生造成的輸入性病例是原因之一，輸入性病例已在一定范圍造成本地的繼發感染。另據報道，近日河北的大中專院校和中小學學生發病人數也呈現出上升的勢頭。
河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宣傳部的劉國華說，目前省里抗SARS的工作重點是最大限度地控制外出人口返鄉，在這方面，河北面臨的壓力非常大，光保定一地就有20萬外出人員。隨著麥收的臨近，新一輪返鄉潮即將到來。劉國華認為，農村人預防意識較差，一旦有人得病，親戚街坊都去看，這對控制疾病的傳播很不利。
但記者的采訪證明，只要在廣大農村對疫情的宣傳得力，讓農民提高預防意識，農民的參與程度之高是超乎想象的，這一點將有助于阻止疫情在農村大規模蔓延。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原標題：保衛“護城河”
作者:李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