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海口五月二十九日電 題：中國學者談“非典”創社會結構調整契機
作者 瓊芬
海南大學教授詹長智在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最新出版的《轉軌通訊》上發表文章說，SARS疫情是深化認識和積極調整中國社會結構的一次重要機會。
這位教授指出，這次非典疫情與過去發生過的自然災害的不同之處在于，地震、洪水災害的影響范圍是局部的或者受影響的人口群體是有限的，影響的方式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而非典疫情實際上已經造成人人自危，并且影響到了中國人、華人在國際上的形象。它已經引起了幾乎所有的中國人、華人社會、國際社會對人與自然、人與人、民眾與政府等等關系的思考與討論。
詹長智說，在這次防疫抗病的過程中，影響最為深刻的是醫患關系的調整，醫護人員社會角色的回歸和職業道德的提升。醫生和護士再一次重溫他們在選擇這一職業時的誓詞，做出合乎職業道德的選擇，體現更深層次的人文關懷。災難使“懸壺濟世”、“舍生取義”這些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義得以回歸、彰顯與發揚光大。
他分析說，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孟子有一句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中共十六大強調了“執政為民”的理念，但是能否將這一原則和理念真正落實到現實的行動上，在處理這場危機的過程中就可以得到檢驗。
在抗擊非典疫情的過程中，最高決策層以嚴肅和果斷的態度施行中央政府“閣員問責制”和嚴令地方官“守土有責”的做法，首次實行重大疫情公開報告制度，對新聞媒體和國際社會實行了最大限度的透明度，這是提高政治文明程度，向民本主義社會邁出了重要一步。
詹長智認為，在一個體現人文關懷和“以民為本”的社會中，還要體現對生命的尊重，在社會危機爆發時，要真正體現公民生命價值至上的原則，要不惜一切物質代價挽救生命。中國應該完善相關的法律，實行對社會危機遇難者的國家哀悼制度。這項制度應該從這次361號潛艇官兵和這次非典疫情全體遇難者開始。
他說，這次抗擊非典疫情的過程既是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一次張揚，也是對當今中國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存在的深層問題的一次檢驗。在危機爆發的當時，人們最關注的是政府及其官員如何履行公共職責；另一方面，如何倡導和弘揚公民的公共精神。因為應對社會危機的唯一辦法是所有社會成員的協同作戰。
在他看來，抗擊非典疫情的前期一些失誤，反映了中國公民社會理念與法律體系缺失所帶來的不良后果，而在二00三年四月二十日，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負責任的舉措之后，才初顯對官員與公民政治與社會意識所產生的重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