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六月七日電(記者曾利明)全國SARS新增病例明顯減少，疫情進一步平緩，正常的經濟社會秩序正在逐步恢復，中國的非典疫情已經接近尾聲。痛定思痛，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今天接受本社記者采訪時表示，建設中國公共衛生應急體制，首先應盡快建立起全國統一的生物醫學科研機制。這也是他對SARS開始進行反思的主題。
分管醫學教育科研和國際合作的這位副部長說，突如其來的SARS疫情考驗了政府應對危機的能力；鍛煉了民眾面對危機的責任和理性；檢驗了中國的醫療衛生體系的效率。在疫情關鍵時刻，政府成立了國務院領導主持的防治SARS的指揮部，動用強大的行政體系來布置實施防治措施，使疫情得到了控制，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國家動員民眾、組織人民、領導社會應急的優越性。
但這畢竟是非常時期采取的非常手段。而要應對今后可能突發各種流行病、傳染病，甚至生物恐怖武器的襲擊，中國應盡快建立起與國際接軌的公共衛生應急體制，已成為政府和人民群眾所認同的當務之急。但在建設包括信息網絡體系、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和治療救治體系時，必須同時建立生物醫學科學研究的統一機制。否則，便無法用科技力量去戰勝危機。
黃潔夫說，疫情開始,我們應對疫病的主力部隊是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中國CDC才建成一年多，其前身是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主要是一個科研機構，轉型后其所承擔的監測、信息、應急、疾病防治等功能尚在建設和完善之中，流行病學硬件和軟件都尚缺乏，再加上由于中國的行政管理體系，各省市縣都在相應的管理層次上，由原來的防疫站轉型為各級CDC和衛生監督所，關系尚未完全理順，工作機制也未建立。
他說,中國有較好的公衛技術隊伍和人才，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經濟轉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醫療衛生領域改革較滯后，仍停留在計劃經濟模式之下，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及對外開放，CDC建設滯后，公共衛生的投入渠道較少，高校體制改革后醫學院校和公共衛生學院在公共衛生建設網絡中的角色也不明確。
這次SARS突然來臨，我們的主力部隊還未成熟，我們難以迅速組織一支應對十分復雜的新型的傳染病的精銳部隊。所以，在遭遇戰中十分被動。
作為分管科研的副部長，他認為,如果有一套有效率的全國統一科研機制，能及時由衛生部或科技部牽頭進行攻關，將全國的科研力量組織起來，把病理標本、血樣、病毒毒株能協同管理和分享；病人的臨床處理經驗能及時召開學術研討，相應的研究試劑、設備、資金有相應的保證和供應，各個部門的科技人員能協同作戰，醫療衛生部門的專業組織，如中華醫學會、生物技術協會、醫師協會、醫院管理協會等都能發揮作用，不要一切都由政府行政命令管理，可能我們就不會錯過了控制疫情蔓延的時機，也不會讓擔任國家經濟建設發展重任的各級領導直接上第一線指揮抗擊疫病。
黃潔夫說,初戰SARS中，由于全國沒有一個統一的生物醫學科研機制，在生物醫學技術建設，特別是核心和平臺醫學生物技術較先進國家落后。盡管我們有第一流人才，但沒有第一流的機制，在應對SARS的科學研究上，使擁有許多權威專家的高等醫學院校、中科院、工程院、醫科院、軍事醫學科學院、中醫局、醫藥管理局、各省的研究機構自成體系，各自為戰，成了散兵游勇。各個系統處于相對封閉，缺乏有效溝通與合作.今年二月，中國CDC、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中山大學、第一軍醫大學、廣東省CDC、廣州市呼吸病研究所、廣東省中醫院都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和研究，但較長一段時間停留在衣原體和流感病毒的爭論，而不能開誠布公地組織討論和攻關，再加上信息不透明，危機措施處理失當，結果使我們錯失良機。
因此，除了在臨床治療和中西醫結合有些實際經驗得到國外同行認可以外，在SARS冠狀病毒的發現，發病機理的理論研究，分子生物技術在疾病診治應用上均比國外研究機構慢幾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香港大學在這次SARS防治中的學術和科研領域的貢獻，在國際上的影響就比我們內地所有醫學院校加起來還要多，難道不能引人深思嗎？
當然,黃潔夫肯定在國家指揮部科技攻關組統一領導下，取得了不少寶貴經驗，很多單位也做出了一些成績，但已失去了許多戰機，失去了一些前沿陣地.
身為國家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揮部科技攻關組的副組長，他認為如何完善這種科技管理攻關統一機制是十分重要的。他說,目前的工作只是一種短期應對機制，如何從中長期戰略出發，成立一種國家的統一的生物醫學科研體制(中國的NIH)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與此同時，要徹底改變中國科研隊伍長期在計劃經濟中的工作習慣和思維方法，只能從國家的八六三、九七三等項目中找經費，沒有將科研眼光投向醫療市場，與國內外大公司、藥廠合作的意識，科研成果與臨床應用脫節。
因此，黃潔夫建議，在全國學術和科研領域，甚至世界范圍內招聘專業科技人才，組成一個國家級的生物醫學科研體系，由權威專家和敢于負責的行政人員做統帥，集中全國的生物醫學科研力量，形成一支高效的、有創新力的科研隊伍，這樣可以打破條塊分割，避免行政部門的權利化和利益化，共享資源，減少大型實驗室的重復建設，加快科研的進展速度，為中國的生物醫學研究爭取國際上應有的地位。
黃潔夫強調醫學生物技術在中國經濟發展和醫學衛生體系建設中的關鍵作用，如果能在現有的醫學生物領域進行整合優勢，充分利用全國巨大的醫學生物技術的人才庫，我們就能抓住機遇，趕上和超過先進國家的水平。
畢業于中山醫科大學的黃潔夫是肝膽外科專家，原中山醫科大學校長。他作為醫生的名氣比衛生部官員的名氣要大的多。他是香港醫學科學院的顧問，香港外科學院名譽院士、包括美國哈佛大學等多個國外著名院校的客座教授，他除了繁重的衛生部行政管理工作以外，仍堅持從事一些醫療和醫學科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