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道明準時出現在事先約好的地方。一副墨鏡，一身黑衣，清瘦。形象一如你熟悉的那般俊朗，甚至更年輕些。不過，陳道明真的47歲了，已經看不到當年《圍城》中方鴻漸那個油滑的影子。

　　風格因歲月而改變

　　說起《圍城》，陳道明倒有重新演一遍的想法。“現在讓我演圍城，可能會做一些改良，還會有一些不同。因為年齡不一樣，對人性、對生活的理解也不一樣。”

　　在《康熙王朝》中更多地使用眼神說話的陳道明，在評論自己的演技風格時，把歲月拉了進來。“我想，一個演員風格的改變，最主要的是因為歲月。一方面，經驗在不斷地積累，更重要的，就是理解也在逐步地深入。比如我自己，再過十年，對人可能又是更新的理解。演員不是一個玩世不恭的人，他不是為了表現而表現，而是因為理解而表現的。通過自己的理解去表現，然后再交給別人去理解。”沒錯。當年陳道明演完《圍城》時，沒人會想到2002年的陳道明是什么樣，沒人會想到他現在演繹的皇帝或者黑社會是如此的耳目一新。那么，十年以后的陳道明又會是什么樣呢？我對這個未知饒有興致。

　　攝影師一直忙著找拍攝的感覺：“你外衣太黑了，不好拍，脫了。”

　　陳道明很聽話地脫了外衣，里面還是一件灰黑的襯衫，于是打趣：“你不會還讓我脫吧？”一笑，很難得的詼諧：“這張臉沒法拍啊！哈。一張老臉。”

　　他寂寞地坐在我對面，我們四目相對，似乎無言。在我看來，陳道明的臉，依然是《末代皇帝》中那張年輕的臉。“所謂的平和，沉穩，也許是因為老了吧。這其中的關鍵，是我還算知道自己要什么東西。我知道要什么生活和哪些生活不是我的。這些一旦明確了，也就會平和了吧。”

　　“年輕人想改造世界，我從不反對。比如說，他們喜歡的東西，我也會去喜歡。我盡量以他們的意識形態去理解他們。因為我年輕時也受過年長者壓制我們、調理我們的痛苦。我幾乎不太對年輕人指手畫腳，我不干涉他們--包括對我的孩子。”

　　陳道明喜歡這樣組織語言：“他們年輕人……”或者“你們年輕人……”，但他絕不說“我們年輕人……”。

　　這一點，在他這個年齡層次的明星中，的確不多見。他很愿意正視自己的年齡，絕對沒有那種很勉強的老偶像做派。

　　“我覺得人應該真實些。我做這行31年，今年48了(虛歲--筆者注)。現在儼然一個很正統的老東西。做這行做了這么久，對這行的東西，不能說是看透了，也是看得多了，所以也就知道是什么樣了。年輕時候也虛偽、虛榮過，也幻想過，也為狹隘的目標追求過。以前覺得天下誰都不在，現在不，現在覺得天下誰都在。”

　　敬業之辨證理論

　　“我入行時沒有明星這個稱呼，統稱演員。充其量只有好演員、一般演員、不好的演員這些說法。我不喜歡明星，不知道算不算對新生事物的一種排斥。”

　　“我覺得，我是一個還能當演員的演員吧。的確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演員，卻在做演員，或者說自己根本不能做演員而不自知。在這點上，我對自己認識還算清楚。”

　　一直從事演藝事業的陳道明對敬業的問題有自己的看法。“敬業是么稀罕。可現在卻像好人好事一樣被表揚、被稱道，這不好。比如服務員賣東西，你就該賣得好，這應該說你做個售貨員還是稱職的，如此而已。可是一稱職就被表揚，這似乎不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覺得這是對比出來的。就是因為很多人賣得不好，或者根本不想賣好，總出差錯，于是比較出先進來了--這實在是不正常。你既然做這個，就應該稱職！否則就不要做！至于我，稱職而已。我只是做我該做的。”

　　我有時也浮躁

　　“浮躁？我覺得這是一個特別正常的社會人的心態。”陳道明聲音突然提高了，伸手指著自己，又指指我的座位說：“前兩天，也在這兒，我在這個位置上，劉震云在你現在那個位置上。我們倆為一個劇本聊天，屋里就我們倆。我們都覺得，現在很多中國人都缺少目的性。這一生啊，到底能干嘛，想干嘛，怎么干，其實并不是很明確。人人都在找機會，撞大運。我覺得，這不是特別踏實的社會心態、公民心態，這就是現在被稱為浮躁的東西。浮躁在哪兒？根源就是生活缺少目的性。”

　　“你的目的明確嗎？”

　　“非常明確：工作是為了休息，休息是為了工作。我覺得，人活得簡單一點才高級。對吧？”陳道明揚起下巴，是征詢共鳴的目光。

　　“你浮躁嗎？你的心靜嗎？”

　　“我？我也會有躁動不安的時候。人在對事物、對于自己沒有把握的時候就會煩躁。這也是很痛苦的，但這只是現象。剛才我說很多人生活缺少目的性，不知道做什么，所以就會煩躁。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應該順其自然，扭得太大會受傷的。”

　　拍完《康熙王朝》的陳道明迷上了康熙：“我欽佩他的智慧，他的忍痛能力。他承受著一般人無法承受的痛苦，而且具有非常人具備的智慧。”他有些沉浸地敘述著，如同追憶一個老朋友。陳道明曾經說過他對康熙有一種“男人式的崇拜”。這句話被很多人牢牢記住了。

　　戲里戲外，陳道明和康熙之間的神似，常常讓人迷惑。在別人眼里，陳道明超乎尋常地理智。

　　關于表達：不要讓我和你一樣

　　我聽說，陳道明輕易不接受采訪，還會在采訪中突然問記者一些問題，以達到反采訪的目的。幸好，我沒有遇上。但他常在關鍵問題上打斷我，迫使我不得不重新探尋他的內心。

　　“低調不代表沒調。我低調跟我的性格有很大關系。就是說，有些人愿意轟轟烈烈地生活；有些人喜歡離群索居的生活，少一點社會，給自己多一點。我是屬于后者，能在家里呆著，絕不出門。我所謂的低調，主要是我感覺很多時候說出來的話都是廢話，那還說他干嘛？不如閉嘴。”

　　“其實演員這個職業，是一個社會異類群體，也就是個別的群體。它的個別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我始終覺得媒體是這個‘部落人’的修正主義者。很好。”陳道明倚坐著，手指間夾著一支沒有燃盡的煙。

　　“我始終認為，中國人很優秀，沒什么太大的劣根性。但是，我也很悲哀地承認，國人與國人之間，似乎恨多了一些，有時是莫名其妙的恨。這已經到了沒事找事的地步了。我不知道這是為什么。你不掃自家的門前雪，那么別人家的瓦上霜，你看看也就夠了，干嘛非要拆了人家的瓦？”作為公眾人物，陳道明顯得頗為寂落。

　　“讓我自己在吧，讓我這個演員的個性在吧，別讓我跟你一樣、跟他一樣、跟大家都一樣！上大學時我看過劉心武的一篇小說，叫做《我愛每一片綠葉》。里面有這樣的一段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死角，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地。當他沒有妨礙你的時候，不要去撞他，不要去罵他，不要去干涉他。人為什么就要像魯迅說的，非得榨出人家皮袍下的小來呢？非得這樣才覺得特別過癮、特別痛快？”

　　不要說陳道明拒絕媒體，從另外的角度看，媒體似乎也該反省自己了--對待被采訪者，我們是否公正？

　　不過，與陳道明的聊天，的確有禁區，那就是他的個人生活。

　　“我覺得，中國人喜歡磨砂吧，我們不是一個透明的民族。這也不是簡單地保護隱私，我沒有什么隱私。主要是個人生活就如同我們戴的手表，很規律，也沒什么特別，所以就沒很必要說了。”

　　陳道明在很多地方，都保留著傳統中國人的普遍性格，這一點，他自己似乎并不知道。

　　克制是一種習慣

　　陳道明一根接一根地續著他的“萬寶路”，他被包在了自己制造的煙霧里，這煙霧繚繞著，我下意識地感到了什么：一個成熟的男人，是不是都很克制？

　　“我是一個嚴格按照自己邏輯生活的人。這個邏輯不用設定，是習慣。比如某人不愛吃魚，根本不用克制。魚端上來，他肯定不吃。我確實沒有克制。克制是欲而不做，本來就不欲，也就不去做了。”

　　沉吟了片刻，他又補充：“如果說對某些事有克制，我覺得這是一種理智下的習慣。就像吸毒，當你吸了并上癮時，就離不開它了；但你不吸，就沒事，久而久之，也就成了自然。成了自然的東西是不用你費力去克制的。什么東西成了習慣，就好辦了。”

　　同行的女記者打趣地問道：“你覺得自己是不是很酷？剛才你一進門，很酷的樣子，嚇了我一跳。不過，‘酷’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說，是自己對別人的一個姿態：拒絕。”陳道明急得有些發笑：“我沒有拒絕啊，你約我，我如期而至；他(攝影師)讓我抽煙，我就抽了。我很配合啊！”

　　“如果從內心拒絕，我就不說了。也根本不會坐到這里。我大概是一個表里如一的人。”不論陳道明怎樣解釋，我們的女記者還是堅持認為他很酷，而且很有味道。

　　文化情結

　　“因為偶然，我成了一個還算說得過去的演員；因為沒有文化，我又夢想成為一個有文化的人，想成為一個錢鐘書、季羨林式的學問家，又苦于無道無能無才，所以便多出了這個所謂的文化情結。”

　　在西方，武倫·艾德被稱為最有學者氣質的藝人。而在中國，陳道明的文人氣質也常被人稱道。可陳道明卻反復申明自己“沒文化”，這種說法聽起來很“反常”。

　　“我們那一代人，拋開自學的部分，其實我們的程度才是小學生。這個無須忌諱。現在再怎么讀書，都是一個被動的詞，叫作‘追’，叫作‘補’，真的。因為天生缺鈣缺得太嚴重了！”之所以不肯稱自己為文化人，是因為對個中緣由頗有感慨。

　　陳道明一邊在“惡補”文化，一邊在為文化的蛻變痛心：“現在，寫書甚至寫信都變成了一小部分人的事了。筆干什么去了？文字干什么去了？更多地變成職業工具了！記者在使用文字，企業文案在使用文字……可是連情書現在都沒人寫了！數字呢？現在除了記電話號碼和數錢以外，其他也很少被人使用了！我有一種情結，挺喜歡中國的古老文化。當初文字改革，我就想不通。你憑什么簡化？而且一律不許在招牌上使用。為什么要跟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較這么大的勁啊？”

　　“如果有個意外使你突然‘退休’了，不能再做演員了，你會選擇歷史研究作為職業嗎？”“我會選擇休息。我喜歡我的個人空間。我依然會對歷史感興趣，但不會轉行研究歷史。專家太多了，用不著我。”

　　(來源：《中華文摘》2003年6月號，原摘自《時尚名流》，文／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