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3日電 被業內認為“最敏感稅種”的個人所得稅話題最近再度成為熱點。《北京青年報》今天文章說，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錢晟就將討論“不合理起征點”的現象視為一種進步，曾經的均衡被打破了，800元起征點低了，說明中國人富了。

　　財政部科研所剛剛完成的“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狀況及財稅調節政策”報告建議，改革個人所得稅稅制，在適度提高起征點的同時降低稅率，同時對于3000元至5000元這一區間內的居民(中等收入階層)收入采取低稅率政策。

　　由于關乎每個個人、每個家庭的利益，在各大稅種中，個人所得稅一向以敏感度最高著稱。近幾年來，圍繞它的修改，法律專家、稅務專家、經濟學家、政府官員不斷進行討論。顯然，“必須修改、亟待修改”已取得了上到政府下至平民百姓的高度共識，目前面臨的只是時間問題。

　　個案-深圳個稅起征點實際高達1700元

　　個人所得稅的改革為業界討論最多的，當屬800元的起征點問題。其中絕大多數的聲音來自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國內最具活力的城市，也是“富人”聚集的地方，在月收入8000元尚不算富的廣東，個稅改革的呼聲尤高。廣州市民家庭收入連年居全國首位，繳納個稅是全國平均水平的5.5倍。廣東地稅局統計資料顯示，廣東省個人所得稅稅收收入從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開始的15.8億元，增加到2002年的162.24億元，9年平均每年增長33.79%，連續8年位居全國第一。

　　實際上，在廣州，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執行的并非800元，而是1260元，從1999年開始執行。除了800元的法定扣除費用，每月增加的460元免稅收入分為兩部分：200元包括福利費、工會經費、生活補助費、獨生子女補貼、上下班交通費、房屋維修費、水電費、住房公積金補貼、公費醫療等。為避免計算繁瑣，所以平均為每人每月200元，作為免征額。這個標準經過廣州市物價局核準。另260元為誤餐費，每月26個工作日，廣州地區每人每日補助10元。

　　對于《個人所得稅法》規定的800元起征點，許多經濟發達地區在執行時往往靈活性較大。目前，北京的實際起征點是1000元，珠海1400元，深圳更是高達1700元。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錢晟認為這種繞過法律，演繹法律的做法，從另一方面說明了改革的必要：能夠納入法律的最終要納入法律，結束現在起征點紛爭的局面，納入到法制的渠道。

　　歷史-800元起征點當年是個“高門檻”

　　“若干年后，如果起征點問題再次成為討論的焦點，說明我們的居民生活水平又上了一個臺階”，錢晟將討論“不合理起征點”的現象視為一種進步，曾經的均衡被打破了，800元起征點低了，說明中國人富了。

　　今天在國內一些省市，800元成為普遍的工資水平，執行800元扣除標準已難實現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的功能。而1980年，《個人所得稅法》出臺時，一個普通老百姓的工資才三四十元，就是比較高的工資也僅在百元左右，而能夠得上800元收入標準的全國不過幾個著名的藝術大家梅蘭芳、周信芳、徐悲鴻等幾人。在《個稅法》出臺的時候，他們大多已經過世了。800元的起征標準，使得當時出臺的《個稅法》從實質上變成了一個對外的稅種。按照規定，到中國來工作的外籍專家，工資不能低于800元。

　　爭議-個稅起征點到底多高才合適

　　盡管個稅最早來自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稅制設置最為花哨的還數美國。不過其復雜之處并不在于起征點，而在稅前扣除額上。起征點看似一樣，扣除額卻有著各種各樣的計算方法。比如，孩子幾歲以下扣除多少；單親家庭與雙親家庭扣除額不一樣；買房、租房扣除額也不相同。由于這種計算必須依托于高效、高質的行政體系，及其各種各樣的統計數據，執行如此靈活的政策顯然短期內難以在國內實現。因此，起征點就顯得更加重要。

　　財政部科研所的報告建議，改革個人所得稅稅制，在適度提高起征點的同時，減少級次、擴大級距并降低

　　稅率，特別是3000元至5000元這一區間內的收入應采取低稅率政策，因為這一收入區間是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界限，稅率過高會抑制中國的消費擴張，反過來削弱經濟增長。

　　起征點多高才算合適？學術界對此大致有兩種意見：一是全國統一為1200元至1500元，另一種是分地區給予一定的幅度差別，畢竟西部和東部的生活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對于這兩種觀點，錢晟更傾向于后者，并力倡該差別應與當地的物價指數、消費指數掛鉤。

　　在國內的稅制改革進程中，起征點的問題始終滯后，缺乏科學依據性，與生活指數和消費物價指數脫鉤，與改革不相配套。能夠使大家覺得公正的，是標準，而非絕對額公正。從這個意義上講，起征點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沒有一套科學合理的指

　　標體系，能夠反映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漸進式發展的動態指標。比如，可以設定彈性幅度，扣除額嚴格跟指數掛鉤，各地區直接套用指數，然后由中央審批，只要套上這個指數，就是這個標準。

　　但也有專家認為，地區間的稅差可能導致資金外流。如果某一地區早一步調高起征點，這將使附近一帶“富人”資金在短期內流向該地區，導致該地區物價與消費產生波動。

　　趨勢-個稅改革關鍵看時機選擇

　　《個人所得稅法》及同樣亟待修改的《企業所得稅法》、《增值稅法》均未被列入今年的立法計劃，人大常委會有關人士透露，原因在于《個人所得稅法》修改爭論較多，修改方案尚顯粗糙。另據有關報道，財政部一位負責人表示，稅制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近期實現比較有困難，他同時表示改革已是定局，關鍵看時機的選擇。

　　錢晟認為，僅就經濟層面，適當的時機應該是經濟發展比較穩定并高速；建立在擴大中等收入人群的前提下，而不是“抑富”甚至“劫富”的前提之下。而目前看來，經濟發展相對寬松，有一定財力，稅收保證原有增長態勢，政策一貫性能夠落實到位。因此近兩年以上條件是具備的，在技術方面，很多困難也到了可以克服的階段。

　　但時機的決策，實際上往往要放在全盤里考慮，稅改不能只考慮經濟一項因素，考慮其合理不合理，或者說對于某一部分人合理不合理。至少目前看來，在政府的議事日程上，與一部分進入納稅階層(超過800元)人群的個稅改革相比，大量尚未進入納稅層次的人的就業問題、社會保障問題，顯得似乎更為迫切。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改革一旦進入實質操作，整體環境的配套就成為了決定改革成效的一大問題。比如，社會公共信息配套、銀行配套，這樣才能提供完整的財產信息、支出信息。由于涉及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對于稅制改革各國政府向來都相當審慎，因此，國內的稅制改革一定是一個配套式的改革。而稅收的實質在于公平，也需要稅種之間有一個搭配。也就是說，調節個人收入分配，不僅僅是個人所得稅單個稅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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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個人所得稅修改進程

　　為了行使我國的征稅權，根據國際通行的征稅慣例，1980年9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并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同年12月14日由國務院批準，財政部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施行細則》。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至此方始建立。

　　1986年9月，針對我國國內個人收入發生很大變化的情況，國務院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收入調節稅暫行條例》，規定對本國公民的個人收入統一征收個人收入調節稅。這樣，就形成了對內、對外兩套個人所得稅制。

　　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的修正案，規定不分內、外，所有中國居民和有來源于中國所得的非居民，均應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對工資、薪金所得每月定額扣除800元；對其他所得采取定額扣除800元或定率20%扣除費用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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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個稅稅率比較

　　最早開征所得稅的國家是英國，開征的原因是18世紀末拿破侖戰爭使英國的軍事支出大幅度增加，入不敷出。這個稅種的開征為當時的英國提供了約20%的財政收入。

　　為了籌措南北戰爭期間的戰爭費用，美國于1862年開征了個人所得稅，至1866年個人所得稅已占聯邦政府全部財政收入的25%。2000年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資料顯示，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占國家稅收收入總額的平均比重達到29%，若把社會保險稅考慮進來，這個比重則高達51%。

　　根據哥斯達黎加媒體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在全世界35個主要國家和地區中，香港的個人所得稅率最低。在香港，一個年工資為4.58萬美元、撫養4口人之家的職員，在交納所得稅和其他稅金后，其年總收入為全年工資總額的95.7%。而在美國(紐約除外)，同樣是年工資4.58萬美元、撫養4口人之家的職員的年總收入為工資總額的81.9%；瑞士為81.8%；阿根廷為79.9%；巴西為78.8%；西班牙為74.8%；墨西哥為71.9%。而在瑞典僅為57.2%；意大利為57.3%；比利時為57.8%。

　　在拉丁美洲，個人所得稅率最低的是阿根廷；在歐洲，瑞士的所得稅率最低。而所得稅率最高的國家是瑞典、意大利和比利時。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稅制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所得稅的比重呈下降趨勢，流轉稅的比重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從80年代到1994年，發達國家的個人所得稅下降了兩個百分點，一般消費稅的比重則上升了兩個百分點。(來源：《北京青年報》文/齊雁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