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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系列爆炸案調查——個體恐怖犯罪威脅中國社會

　　在一些地方，個別由于各種原因鋌而走險者的極端行為，正對中國社會和公民帶來不容忽視的傷害。它時時提醒我們，“恐怖”離我們如此之近，以致于有人發出警示：個體恐怖犯罪是中國面臨的更為現實的恐怖威脅。它迫使我們更迅速地尋求應對之策

　　爆炸陰云籠罩西安

　　在過去的三年內，頻密的爆炸案及爆炸恐嚇案使古城西安不時籠罩在陰云之中。這種極端暴力行為的殺傷力，是不能單以TNT的當量和受傷致死者的人數來計算的——它給數百萬市民帶來的恐懼陰影以及對整座城市帶來的傷害，難以評估衡量

　　本刊記者/金凌云

　　過去的一年多時間里，“爆炸”這個詞在西安人的“談資”中，似乎愈發地顯得“稀松平常”。從2001年12月15日的“麥當勞爆炸案”(2死28傷)，到2003年7月14日的“炭市街爆炸案”(官方數字5死9傷)，再加上其間此起彼伏的爆炸恐嚇案，西安涉爆案的發作頻率正呈現出越來越高的趨勢。

　　根據西安警方8月14日公布的數字，今年截至目前，西安市共發生涉爆案件(包括既遂案件、未遂案件和恐嚇案件)11起，其中既遂4起，未遂2起，恐嚇5起，而且尤以最近一個月時間以來發生次數最為集中——共發生涉爆案件6起，其中既遂1起。

　　盡管一系列爆炸及爆炸恐嚇案發生之后，人們已不再相信每起案件都是“偶然事件”，卻也很少有人愿意再去細究其中的關聯性。而在事情的另一面，這種極端犯罪方式正給這座城市帶來極大的“殺傷力”。

　　爆炸“后遺癥”

　　西安市炭市街附近一位楊姓居民說，“7·14炭市街爆炸案”發生后，他11歲的兒子跟人吵架時再也不說“信不信我打你”，而改成了“我炸你全家”——這是楊所理解并擔憂的爆炸事件的“影響力”。在那起事件中，爆炸傳出的巨大聲浪震碎了他家臨街的一扇玻璃窗。一家人當時正在吃午飯，聽到爆炸聲和玻璃碎片落地的聲響，兒子“筷子都掉了，懵了”，而后竟“顯得很興奮”，逢人便說他家附近爆炸了，仿佛擁有這樣的“談資”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

　　“7·14炭市街爆炸案”是西安市近年來后果最為嚴重的一起爆炸案。此前在炭市街經營副食品的一家商鋪老板說，平靜生活中突然傳來的一聲爆炸，會使周圍許多人的生活發生不同程度的改變，“恐懼會持續很長時間”。

　　這位老板已經萌生另擇地方做生意的想法，以退出這個“忘不掉但想起來就害怕”的地方。他說：“你不僅要注意自己不要輕易得罪人，還要時刻注意住在周圍的人有沒有得罪人，得罪的程度又有多厲害，因為即使這樣的矛盾跟自己無關，卻也有可能給自己帶來危險，有時候甚至會要命。”

　　暴力的循環與升級

　　警方說，“7·14炭市街爆炸案”施爆者王大勇的施爆動機是“對離婚后財產分割方式不滿，又不服法院判決”。一起因離婚后的家庭財產分割引發的糾紛，終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方式結束。

　　“把家庭和個人之間的矛盾，投射到社會的范圍，在這里，爆炸只不過是一種手段，用來張揚或夸大自己的情緒。”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江波說。他說，如何遏止這種可能導致惡性事件的情緒滋長是一個重要的命題。

　　根據江波的分析，施爆者大都事前具有異常心理或是價值觀畸變，遇有挫折時便向越軌方向滑行，當疏導力量不能及時“到達”時，便可能使其實施犯罪，而其犯罪形式的選擇則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他說，暴力是可以循環和不斷升級的。

　　事后看起來，“7·14炭市街爆炸案”似乎不幸成為了此后發生的“世紀金花購物廣場爆炸恐嚇案”的“腳本”。該案案犯潘俊琪被捕后對警方說，他正是因為在7月14日中午看到電視新聞中炭市街發生爆炸的報道后“突發靈感”，萌生了打電話恐嚇敲詐錢財的念頭，并于當晚即付諸實施。

　　將近期發生在西安的爆炸案(包括既遂爆炸案、未遂爆炸案及爆炸恐嚇案)列成時間表，便可以發現這樣一種現象：爆炸這樣的烈性案件在傳播恐懼的同時，其作案方式本身也在迅速“傳播”。西安并不缺乏這樣的例證——一系列被當地媒體稱為“詐彈案”的爆炸恐嚇案相繼發生，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里，竟連續有5處經營場所接到恐嚇電話，恐嚇者大都以爆炸威脅敲詐錢財。6月14日，一名恐嚇者在敲詐未遂后，在麥當勞鼓樓店的廁所里引爆了爆炸裝置。

　　這便是爆炸事件最為嚴酷的一面——極端犯罪形式的“示范效應”以及它對社會構成的連續不斷的威脅。在江波看來，這是施爆者對社會的“另一種巨大的殺傷力”。

　　這種“殺傷力”有時也以一種頗為奇特的方式出現：8月17日，距西安不遠的漢中市，有人在街頭貼出廣告，稱自己“因生活壓力不想活了”，因此向社會“求購炸藥”以結束自己的生命，并要求愿意為他提供炸藥的人，同樣以在街頭貼廣告的方式與自己聯系。

　　最令人擔憂的也許是江波所說的所謂“恐怖文化”的形成。今天有人實施爆炸，今后便可能還會有人實施爆炸或利用爆炸進行恐嚇——江波說：“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暴力前的暴力行為’。這里當然有模仿的因素，在一些價值觀畸變的人看來，在所謂的‘恐怖文化’中可以找到某種心理滿足感。”

　　據報道，潘俊琪在給那些商家打完恐嚇電話后，“竟有一種快感”，并“禁不住為自己的‘創意’興奮不已”。

　　這種“興奮感”在制造一個又一個令人驚悚消息的同時，也在迅速“剝奪”著這座城市人們的安全感。“如何治爆”的問題，正對古城西安形成嚴峻考驗。

　　西安爆炸一月

　　文/李青

　　6·15麥當勞爆炸案

　　“我們向貴公司發出警告：貴公司已處于嚴重的危險之中，我們已經在貴公司妥善安置了數枚遠程數控炸彈。我們提出的要求是，貴公司向我們提供貸款20萬元，期限一年，利息15%，到期定還本付息。資金必須按我們的要求于6月14日下午3時前存入我們指定的銀行賬戶。我們要求：我們所提供的銀行賬戶不能出現任何異常；炸彈屬于精密電子設備，強磁干擾及震動都有可能引爆……”

　　2003年6月14日下午1時38分，西安麥當勞鐘樓店的工作人員在接到一男子的電話“提醒”后，在男廁所的水箱后發現了這封信，隨即報警。警方趕到后，店方以停電為由疏散了群眾。經警方排查，未發現炸彈，下午3時50分，麥當勞繼續營業。

　　同時接到恐嚇電話及恐嚇信的還有西安解放路德克士炸雞店、解放路民生百貨大樓、南大街肯德基總店、北大街國美電器商城，恐嚇者的要求都是20萬元。這些商家都選擇了報警。而警方在各處排查都沒有發現“炸彈”。

　　次日下午3時50分，與麥當勞鐘樓店遙遙相望的麥當勞鼓樓店有了“響動”。一個用高壓鍋和電池做的土制“爆炸”裝置爆炸，但沒有造成人員傷亡。6月17日下午5時，警方根據恐嚇者留下的銀行賬號將“施爆者”徐永剛抓獲時，徐正在從漢中回西安自首的長途汽車上。

　　28歲的徐永剛從西安某電子技校畢業后，在一家工貿公司工作，月工資約2000元。其父母和鄰居對徐的行為感到“非常吃驚”，此前，徐給他們的印象是“在家中孝順、在外邊和氣”。

　　改變發生在2002年中，徐永剛開始迷上買彩票，隨后投注額越來越大。2002年世界杯期間，他前后花了6000元買足球彩票，但全賠了。到7月份，他已欠下債務七八萬元。為還債，他想到了敲詐的主意。6月初，他從商店買回了一些化學藥品，開始自制爆炸裝置，并在家中和西安環城公園進行試驗，隨后便開始實施恐嚇，但都沒有得逞，為了引起“重視”，他決定實施爆炸。

　　事實上，這已是麥當勞遭遇到的第二次爆炸。前一次爆炸發生在2001年12月15日下午6時，被偽裝成可樂罐的爆炸裝置就放在麥當勞的一個玻璃隔檔旁。24歲的湖北小伙子謝斌不幸成為其中一名遇難者。當時，他和女友在此坐下沒多久，爆炸便發生了。另一名中年男子在送到醫院后不久也死亡。而謝斌的女友和其他27人都在此次爆炸中不同程度地受了傷。

　　7·14炭市街爆炸案

　　“當時，我看見耿翠蘭指指點點好像在說什么，一會兒又看見她女兒帶著幾個穿制服的人走進了市場，幾個人剛走進耿翠蘭店里，耿翠蘭旁邊的那個男人就站了起來，接著，就看到眼前突然冒起黑煙，轟地一聲，爆炸了！”

　　8月24日下午，西安市炭市街鮮鑫副食品市場。一家調料部的主人對記者回憶起40天前的“7·14爆炸案”。他說，一個多月以來他夜夜失眠。他的小店與爆炸的中心店相隔不到10米，爆炸的巨大聲浪使他耳膜穿孔，聽力至今沒有恢復。

　　爆炸的中心點是市場四區121-123號商鋪，施爆者王大勇的報復對象便是這家調料鋪的女主人耿翠蘭。記者調查中得知，王大勇和耿翠蘭之間的糾紛主要因家庭財產分割而起。

　　事實上，耿翠蘭并不是王大勇法律意義上的妻子，盡管他們同居多年，卻沒有辦理結婚手續。耿翠蘭能說會道，一直在外邊做生意，而且做得不錯。原為西安慶華廠司機的王大勇則性格非常內向，因單位效益不好，2000年他從廠里辭職。

　　兩年前，西安市灞橋區法院判決解除了他們的非法同居關系。在分割財產時，法院認為耿翠蘭這些年來對家庭的貢獻大，將大部分財產判給了耿翠蘭，王大勇幾乎沒有得到什么，反而要支付耿翠蘭萬余元債務。

　　輸了官司的王大勇心情非常抑郁。他曾經多次求耿翠蘭不要逼迫他還那些債，但耿不愿意讓步，并到灞橋區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據說，此前王大勇曾向周圍的人流露過他想和耿翠蘭“同歸于盡”的念頭，但未引起注意。另據知情人講述，早在法院立案執行后，王大勇就曾給當時灞橋法院主管執行的副院長去信，說自己實在沒有能力還這些錢，如果非要執行就難免一死等。這位副院長因此曾要求此案不經指示不得執行。這位副院長調離灞橋法院之后，灞橋法院成立了執行局，并加大了執行力度，耿翠蘭一案被列為要盡快執結的積案之一。

　　7月14日這一天，灞橋法院執行法官突然接到耿翠蘭打來的電話，說她與王大勇雙方都在，讓法官過去處理。法官楊某等人聞言立即趕往市場。而此時，耿翠蘭與王大勇的再一次協商已告失敗。11時20分前后，看到3名執行法官和法警走了進來，王大勇打發一旁10多歲的女兒說：“你要好好學習，回去吧。”在女兒走遠了的那一瞬間，王大勇牽動了手中雷管，炸藥隨即引爆。站得最近的兩名執行法官和一名法警應聲倒地死去，王大勇、耿崔蘭也當場喪生。

　　爆炸還造成至少六七家商鋪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失。而受損最為嚴重的是緊挨耿翠蘭號鋪的四川商人翟繼信——他遭受的直接貨物損失是10余萬元，而更大的“損失”是，其小舅子王志虎在爆炸中身亡。

　　爆炸發生后，據當地媒體的報道，稱有5個人喪生，9個人受傷，死者分別為引爆炸彈者王大勇及其“妻子”耿翠蘭，以及3名法院工作人員。但這個死亡數據并沒有把王志虎算入。而據附近商戶講述，當時耿翠蘭店里還有一名幫工，附近常來市場收垃圾的一個老太太和另外一個身份不明者也就在爆炸點的跟前，他們沒有幸存下來。這樣算來，這場爆炸中應有9人死亡。

　　7·14世紀金花爆炸恐嚇案

　　陜西人對潘俊琪并不陌生。1999年到2000年間，這個名字頻頻出現在報端和電視中。1999年，在朱朝暉駕摩托車飛越壺口后，潘俊琪和兒子潘超發布了他們要騎自行車飛越壺口的消息。一時間，潘家父子得到媒體頻頻關注。1999年底，因為與合作公司發生分歧，“飛黃”計劃未能實施，潘俊琪這個名字隨之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直到今年7月16日晚，他因成為一起爆炸恐嚇案的“主角”，而再次成為新聞人物。

　　7月14日中午，剛剛發生在炭市街的特大爆炸正讓人們惶惶不安，潘俊琪卻從電視新聞中得到了“靈感”。當晚，他用公用電話給“世紀金花”商場服務臺打了爆炸恐嚇電話。7月16日晚，潘俊琪在鐘樓附近再次撥通“世紀金花”商場的電話發出恐嚇信息。幾個小時后，他被抓獲。

　　據公安機關的調查，現年50歲的潘俊琪在“飛黃”未果后情緒低沉，為擺脫煩悶開始沉迷麻將賭博，并因此欠下巨額外債。債臺高筑的潘俊琪想通過敲詐來搞到一筆錢的幻想，最終讓他進了看守所。

　　西安治爆之困

　　頻繁發作的涉爆案給公共安全撕開了一道道裂口，而如何彌合這些裂口正困擾著古城西安

　　本刊記者金凌云

　　一個牛奶軟包裝盒靜靜地躺在地上，上面插著一枝羽毛。王煒正緩緩地接近它。

　　王煒，西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危爆科科長。此刻，他必須確認這個安放在西安解放路圖書大廈一樓政治法律書柜下的牛奶盒，究竟是不是爆炸裝置。

　　此時是2003年8月7日中午12時10分。這個可疑的牛奶盒被發現是在20分鐘以前，沒有人說得清盒子里面到底是什么，聯系此前發生的一系列爆炸或爆炸恐嚇事件，圖書大廈工作人員不敢大意，于是打電話報警。警察趕到之后，在此購書的人們迅速被疏散到了樓外。

　　王煒側躺在地上，將手持X光檢查儀對準牛奶盒，仔細地看，然后小心翼翼地將它打開，一枚雷管和一根導火索赫然呈現——正如此前的猜測一樣，這是一個經過偽裝的爆炸物。

　　將火雷管和導火索分離，此次排爆便完成了。但危險仍未解除，二樓的音樂圖書展臺下還有另一個可疑的飲料盒，上面同樣插著一枝羽毛。

　　15分鐘后，王煒下樓來對周圍的人們說：“沒事了。”

　　這不是演習。一樓的牛奶盒里裝著約750克炸藥，二樓的飲料盒則裝有約400克炸藥。所幸在警察趕到之前導火索并沒有被點燃。

　　對于王煒來說，這只是一次普通的排爆過程。8月13日下午，王煒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那個時候(打開牛奶盒時)，聽得到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

　　炸藥從哪里來

　　王煒說，施爆者的炸藥大都來自“三小企業”——小煤礦、小金礦、小采石廠，而這些小企業在爆炸物的管理方面存在諸多漏洞。

　　2002年9月17日，西安北郊龍首村的春天大舞廳發生爆炸，致20余人受傷，其中兩人重傷，舞廳老板馬某因此截肢。施爆者是36歲的郭寶榮，據稱，她的動機只是“想除掉一直糾纏自己的‘舊情人’李某”，而其“新情人”孫永耀認為這很簡單：“哪天我弄點炸藥來，把他給炸了。”

　　事發后，經警方調查，此案中使用的炸藥和雷管是孫永耀從潼關某金礦“弄”來的。此前，孫曾在此金礦從事爆破工作，后辭工來到西安。據稱，施爆前，孫永耀回到該金礦欲領取炸藥和雷管，但未獲準。而當孫換了一身礦工的衣服再去時，在塞給領料員30元錢之后，順利地獲得了這些他想要的東西。

　　王煒說，按照規定，每批炸藥從倉庫里出來到進入爆破現場直至爆破完畢，都要有密切跟蹤記錄，但實際操作中往往很難做到。

　　此外，“炸彈”制作方法獲得之容易也令人擔憂。制造“6·15麥當勞鼓樓店爆炸案”的徐永剛便是在恐嚇敲詐包括數家商場、餐廳“無效”之后，用壓力鍋自制了一顆“炸彈”，在麥當勞餐廳的廁所內將其引爆。據王煒介紹，徐永剛的“炸彈”制作方法是從互聯網上下載得來的。

　　萬人學防爆

　　僅僅依靠警方的力量，顯然不足以對付越來越頻繁“發作”的爆炸或爆炸恐嚇事件。西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危爆科共有11名警員，其中專業人員只有4名，卻要承擔全市大型活動安檢、出警排爆等多項任務。王煒說，由于爆炸或爆炸恐嚇事件的頻發，他們目前必須每日值班以便接警后及時出警，多數時候他們都是“傾巢而出”，而最多時一天竟連續出警4次。

　　此外，排爆設備也是個問題。危爆科有一臺“西北地區最先進的排爆機器人”，但這臺機器人事實上已經“老”了——“現在第五代機器人都出來了，而我們還在使用這個第一代的產品。”

　　8月14日，西安市公安局開始對全市大型商貿、超市、金融、餐飲、公共娛樂場所、賓館酒店、網吧、特種行業等企業法定代表人和負責人、安全保衛人員進行“防爆”培訓。

　　據稱，接受培訓的人員將達萬余名，其目的是“使安保人員進一步提高安全防范意識，熟知處置爆炸等突發事件中維護現場、疏散群眾、及時報警及其它必要的技能和法律知識，維護單位正常的生產、經營秩序，保護人民群眾生命和財產安全，防范和堵塞發生爆炸案件的各種安全漏洞”。

　　王煒是此次培訓中的主講，他主編了一套《匿名威脅爆炸(爆炸恐嚇)案件及可疑爆炸物處置手冊》作為教材。他說，8月7日圖書大廈發現可疑爆炸物時，工作人員竟不知道要將里面的人疏散，直到警察趕去了才這樣做，“如果當時發生危險，后果將不堪設想。”

　　如何主動治爆

　　“萬人學防爆”的措施在一定范圍內仍被認為是“被動措施”，因為其前提為“發現可疑爆炸物”。而在“治爆”這樣一項任務下，這樣的方式顯得多少有些被動。但如何爭取主動，如何徹底切斷施爆者的炸藥來源，又如何根治施爆行為的“傳染性”，至少目前看來仍是一道道難題。

　　8月7日解放路圖書大廈發現爆炸裝置之后，西安市圖書館驟然加強了對進門的檢查力度。

　　此前，西安市針對“爆炸威脅”作出規定：大型公共營業場所須安裝監視器，否則不得開門營業。

　　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江波說，“治爆”的根本問題，仍然在于如何尋找一個“社會解壓”的辦法。他說，那些日積月累的個人怨怒因無人注意又無處排解，進而可能產生反社會心態，而社會疏導力量和防御力量的放松，便可能使其訴求于威脅公共安全的方式。一個例證是：在王大勇施爆前，曾多次在不同場合公開叫囂“炸死前妻”，但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直至其實施爆炸。

　　江波給出的建議是：“積極控制——注意預警，加強教育，在人性疏導方面多加努力，尋找更為有效的辦法。”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3年第32期，9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