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為干事創業者撐腰松綁，為發展清除障礙”，山東省高級法院和檢察院相繼出臺一系列政策，引來軒然大波

　　許建也許不會想到自己如此“幸運”，在其因“挪用公款罪”一審被判處5年零6個月的有期徒刑后，二審法院認為他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并建議檢察機關撤回了起訴。

　　“挪用公款”不作犯罪處理？

　　許建，山東省濟南機械裝備實業公司(國有企業)廠長。

　　2002年，許的公司與三家企業簽訂了價值4000多萬元的合同，承接了這幾家公司塑料薄膜生產線的設計、制造、安裝調試工程。但不久后，公司從外省聘請的部分工藝調試技術專家與該廠的合作就出現了問題。有人建議許建成立一個技術服務類型的公司，主要為機械裝備公司的拉膜行業提供技術服務。

　　2002年6月19日，許建為成立該公司，以“關系單位臨時急需用款”為名，從機械裝備公司拿了兩張款額共計250萬元的轉賬支票交給其妻子李增芬。李增芬用這250萬加上個人的50萬，注冊成立了濟南峰華工程技術開發有限公司，李為法定代表人。峰華公司成立18天后，許建將250萬元歸還了單位。

　　2003年4月14日，濟南市槐蔭區檢察院向槐蔭區法院提起公訴，指控許建挪用公款為其妻子個人注冊公司驗資。6月9日，法院以“挪用公款罪”一審判決許建有期徒刑5年6個月。

　　許的境遇在二審時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濟南中級法院考慮到許建在客觀上，雖有使用250萬元公款為其妻子私人公司進行驗資注冊使用的事實，但其成立技術服務公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更好的為機械裝備公司提供服務。而這種情況則符合山東省高級法院新近出臺的“十條界限”其中之一：“為單位利益而與自然人相互拆借資金不作犯罪處理”。

　　濟南中院裁定撤銷了槐蔭區法院的一審判決。而此案被認為是山東省首例“應用‘十條界限’”審結的案件。

　　“十條界限”

　　讓許建“命運”發生逆折的“十條界限”是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一紙通知。

　　通知下發于今年6月14日，名為《關于為解放思想、干事創業、加快發展服務的意見》——要求山東省各級法院，“通過司法裁判支持創業，保障改革，促進發展”。

　　“十條界限”要求“嚴格區分違法與犯罪、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違紀行為與違法犯罪、工作失誤與瀆職犯罪、重罪與輕罪、檢舉失實與誣告陷害等界限”。

　　“十條界限”中的第六條明確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和公司、企業人員為了單位利益，與自然人或其他單位相互拆借資金的，不作犯罪處理；為個人利益而將本單位公款(資金)挪借給自然人或是其他單位使用的，依法懲處。”而這也成為對許建的“挪用行為”不作犯罪處理的重要依據。

　　幾乎與“十條界限”的出臺同時，山東省檢察院也出臺了一系列措施要為“干事創業、加快發展創造環境”。其中一項措施提出，“對正在進行重大項目洽談、重要經營活動的人員和科研技術攻關帶頭人的職務犯罪案件，立案和采取強制措施時慎重穩妥，在嚴格依法辦案的情況下，視情能緩辦的緩辦，能從寬的從寬，允許他們戴罪立功。”

　　也正是根據這一措施，濟南歷城區檢察院于今年7月16日，對涉嫌受賄的某合資企業部門經理王華(化名)做出不予起訴的決定。

　　今年5月，歷城區檢察院反貪局通過偵查證實，在2002年8月和2002年12月，王華先后兩次收受某建設工程有限公司項目經理“贈予”的現金、物品折合人民幣3.4萬元。“鑒于王正在負責重大工程項目，且認罪態度較好，不會出現翻供、串供影響案件進展的實際情況”——檢察院先是對王取保候審，隨后也將“贓款”全部退還王華。在此過程中，檢察院了解到王華精通數門外語，且正在負責一項價值4～5億元的大型工程，于是決定對王這樣的“為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突出貢獻、一貫表現好、偶而失足、罪行輕微，且認罪、悔罪態度較好的犯罪嫌疑人，給其一個改過自新、戴罪立功的機會。”

　　針對山東高院和高檢出臺的這一系列“界限”和措施，當地媒體評價說，這些規則是“為干事創業者撐腰松綁”，“為發展清除障礙”。

　　新“措施”引發爭議

　　新措施的出臺，使許建和王華“有幸”躲過了“牢獄之災”。但是，支撐這些判決的“界限”和措施自出臺始，就沒有逃過人們的質疑。

　　6月21日，一位署名“憂國憂民的離休干部”的人士投書媒體，指出山東高院的“十條界限”有多處“暗示可以行賄、受賄”，并“嚴重違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關于“十條界限”的合法性問題的討論開始在傳媒展開。

　　公眾質疑的焦點大多集中在“十條界限”是否會提高腐敗的頻率，并縱容經濟領域內違法犯罪活動的增加。更有言辭激烈者在網上發表評論認為，“這些規定的出臺，表明了山東司法機關要為腐敗行為撐腰松綁，是在向‘權錢’傾斜。”

　　部分法學界人士認為，“十條界限”會在司法審判實踐中，將一些罪名的法律界限擴大解釋，或者偷換概念，或者借用沒有明確法定含意和標準的非法律概念，或者干脆與《刑法》條款相悖而擅自法外施恩。有私自對法律進行解釋的嫌疑。

　　北京安理律師事務所律師魏君賢說，“十條意見(界限)的內容與《刑法》多有出入處，部分違拗之處非常明顯。”魏還特別將“界限”中的規定與《刑法》中的法條逐一進行對比，他得出的結論是，山東省高院的十條“意見”，直接對專屬于人大的立法權構成了挑戰，有些已達到修改刑法規定的高度，已遠遠超越了一個省高級法院應能擁有的法定權限。

　　“這完全是對新措施的誤解。”山東省高級法院刑二庭庭長劉玉安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說。這位新規定的主要起草者認為，山東高院出臺的政策絕對不是司法解釋，更談不上修改法律，“這只是法院內部的工作指導意見”。

　　劉玉安對本刊記者一再強調，在審判實踐中完整理解新規定異常重要，他說，“法律規定出臺之后，在實踐的執行過程中會遇到大量的問題。基層法院在審理一些具體案件的過程中也迫切需要指導，我們出臺這些規定并不是對法律的修改，而是對法律的精神進行理解之后的細化，目的在于進一步規范基層法院的審理工作，避免出現更多的失誤。”

　　法理有據？

　　“‘十條界限’的每一條都有其法理上的淵源和依據。”山東高院一位人士對記者說。他認為“十條界限”中的許多規定，在2002年“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適用法律問題意見綜述”中都可以找到根據。“這種法院系統的工作會議紀要盡管不是司法解釋，但卻是司法解釋的重要來源之一，對全國法院審理案件也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這位人士稱，基層法官在實際的司法審判中面對的案件是具體而復雜的，每個法官對法律條文的理解也會不太一樣；由于法律規定的不明晰，容易造成案件審理的混亂。因此，由高級法院對基層法院的審理實踐進行總結，并形成具體的指導法院內部工作的“規范性文件”也是依法有據的，而這也是為了“更好的杜絕恣意枉法的行為”。

　　山東省高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方民否定了新規定會“縱容腐敗”的說法，“不違法并不等于不違紀”。在李看來，新規定首先是劃分罪與非罪的界限，新規定會縱容犯罪的說法是斷章取義。

　　劉玉安也反駁了“讓企業家和科技骨干戴罪立功政策違背公平原則”的質疑。“每個符合規定條件的人都可以減輕處罰，突出企業家和科技人員是要人們認識到保護他們的重要性。正如制定《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并不是為了造成對男性的不公平一樣。”

　　曾參與檢察院系列政策討論的山東大學法學院教授馮殿美則認為，新規定是在充分理解《刑法》的精神的基礎上制定的，而這些規定則是對“一些界限模糊的概念進行了規范，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他同時認為，檢察院對王華做出的不起訴決定是基于特定可以減輕處罰的情節，并不是基于不同的主體身份。

　　山東省檢察院沒有對本刊記者的采訪要求做出回應，一位相關部門人士表示“目前此事較為敏感”，不便發表看法。但他認為高院的做法確實存在不妥之處，“由省級法院來界定哪些應有罪哪些應無罪是不妥當的。”

　　一位不愿公開身份的法學專家更加直截了當地對記者說：“我對此持否定態度。(原題：“十條界限”與法外施恩記者/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