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志雄

　　日韓對照：飄忽不定的日本對華觀

　　撫今追昔，日本對中國的看法在過去的30年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此，我們以輿論對中國的未來持樂觀態度還是悲觀態度，把中國看成威脅而采取對立的態度還是看作伙伴而采取合作的態度作為標準，回顧一下日本對中國認識的變遷。

　　日本對中國的看法一直飄忽不定，沒有一個一貫的中國觀。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鄰側的韓國卻一直積極地將中國的崛起視為商機。韓國與日本產業結構類似，兩國在地理上都與中國很近，為什么兩國的反應如此相去甚遠？

　　中韓兩國自1992年建交以來，貿易和直接投資迅速擴大。2002年韓國對華貿易總額達412億美元(韓方統計)，在貿易規模上已成為與中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僅次于美國和日本。與此同時，2002年韓國對華直接投資為17億2000萬美元(韓方申報數據)，占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34%，超過對美投資躍居第一位。根據中方統計，包括在當地的再投資，2002年韓國的對華投資遠遠超過這一數據，總額達27億美元。雖然韓國對華貿易和投資的絕對額不及日本，但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均遠遠超過日本，由此可見，它與中國經濟的聯系比日本更為緊密。

　　但在韓國，將中國的發展視為機遇的樂觀論占據主流，并沒有出現中國威脅論。有人認為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由于韓國對華貿易收支一直保持盈余，而日本是逆差。但是，美國去年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超過1000億美元，但并沒有人將中國的崛起與國內產業的空洞化相提并論，可見這一說法實在缺乏說服力。

　　之所以中國威脅論在日本鋪天蓋地，而韓國卻非常樂觀，其實是由于兩國目前所處的經濟狀況影響的結果。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以后，經歷了“失去的10年”，至今尚未出現經濟復蘇的跡象，而韓國在徹底推行結構改革，克服金融危機之后，借助信息產業的發展等，一直保持經濟的良好運行。2002年韓國的經濟增長率為6.4%，雖不及中國的8.0%，但遠遠高于日本的0.3%。兩國在經濟表現上的差異，通過對華關系這面鏡子恰恰反映了兩國在自信程度上的差異。

　　在華日企的本地化遠遜于歐美企業

　　中國加入WTO以后，日本的對華投資急速增加。其投資目的從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擴大出口到參與當地市場和研究開發，涉及非常廣泛的領域。而投資的成敗關鍵取決于能否吸引優秀的人才，遺憾的是日本企業在這一點上尚無任何保證可言，還只是權宜措施，不能不說尚缺乏中長期的人才戰略。

　　在中國投資的外國企業之中,日本企業的經營當地化遠遠落后于歐美企業，在日本企業中的現地雇員無論如何努力,頂多升到部門經理、課長一職，永無出頭之日。而在歐美企業,他們擔任總經理等重要職務,已是司空見慣。而且,與歐美企業的能力主義相比,日本企業標榜的“終身雇用”和“論資排輩”對中國人來說,更好像是從前吃“大鍋飯”的國有企業。

　　日本企業在推進經營本土化的時候，應進一步啟用那些既了解日本又了解中國情況的留學生。目前日企雖然采用留學生的情況正在不斷增加，但給他們的工作卻往往是翻譯和安排旅行日程，無法發揮他們的實力。從中國的經營者那里，我經常聽到這樣一些話，中國企業在與外國企業談判的時候，如果對方是美國企業，則往往所有的人都會中文，而當對方是日本企業的時候，會說中文的只有一個—就是翻譯。而且，在當地的大部分日本企業的管理人員都由總公司派出，并且每滿三年即進行調動。

　　如果說過去只是把中國作為一個出口的生產基地，這種人才結構上的障礙通過優秀的管理體系總能設法加以克服，然而，如果今后逐漸進入參與當地市場競爭的階段，那么開拓市場、回收銷售款等單靠總公司派遣員工根本沒法完成的事情將越來越多。

　　中日企業合作新階段：讓中國企業家改革日本企業？

　　近年來，中日兩國企業間開始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摸索新的合作關系。迄今為止，中日兩國企業間的合作形式主要是兩國企業合資設立新的企業在中國生產。那時候，日方常常擁有品牌或者技術上的優勢。但是，最近很多中國企業具備了國際競爭力以后，已經超越了傳統的以“引進來”為特征的內部國際化階段，而正在推進“走出去”的國際化戰略，它們也開始考慮對外直接投資以及與外國企業的戰略性合作。

　　繼海爾和三洋合作之后，TCL與松下、海信與住友商事、上海廣電集團與三井物產相繼宣布了各自的合作計劃。其中，三井物產與上廣電集團間的合作還把開拓第三國市場也列入了視野。而上海廣電集團希望利用三井物產的商社職能，構筑起全球的銷售網絡，在日本和歐美各國銷售其液晶電視等先端的AV產品，擴大其海外業務。

　　這種以中國企業進入日本為形式展開的中日企業間的合作對雙方都有很多潛在的利益，但同時也有很多必須克服的課題。首先，對合作雙方而言，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生產和銷售渠道的重組。要最大限度地獲得分工的利益，雙方就必須把資源集中到各自的優勢領域。這樣做往往意味著要縮小甚至放棄相對劣勢的部門，因此調整起來，就需要花費時間。其次，日本企業由于擔心中國企業學懂了以后反過來對自己造成威脅，因而在向競爭對手轉讓關鍵技術的時候猶豫不決，因此，中方能否獲得迫切需要的技術尚是未知數。第三，“中國制造”的印象最近雖在迅速改善，但中國制品要抓住對品牌、質量和設計最為講究的日本消費者的心，仍需進一步努力。這些問題不僅僅局限于企業的層次上，在考慮不斷深化的中日經濟關系時，也是無法回避的重要課題。

　　在企業間的這種戰略性合作以外，中國企業收購日本企業的動向也開始日趨活躍。在幾年前，這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其背景是由于日本長期的景氣低迷，股價和資產價格大幅度下跌，采取這樣的戰略更為簡單易行。其目的就是為了獲得收購的日本企業所擁有的品牌、技術(專利)、設備以及銷售渠道。

　　對日本而言，這種外資的進入有助于打破當前的封閉狀態。此前，已經有了通過引進外資而使企業重新煥發活力的先例。日產公司并入雷諾旗下以后，在卡洛斯·戈恩的領導下，奇跡般地復活了。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的日益深化，以民營企業為中心的年輕一代企業家隊伍正在迅速成長。其中有很多人讓瀕臨破產的國有企業起死回生。日本企業倘若無法憑借自身力量進行改革，那么借助他們的力量或許也是一個好的方案。(作者為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本文由作者授權《中國企業家》雜志國內獨家刊載，題目及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稿件來源：《中國企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