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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1979年中國正式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25年后，第一批獨生子女正走上工作崗位，開始步入社會主流。

　　這一代獨生子女們從一出生起，就面對世人的議論紛紛。然而調查顯示出，曾經被揶揄為“小皇帝”的他們，其實有能力承擔起歷史交付的社會責任

　　本刊記者/李徑宇 文/黃艾禾

　　在短短數月里，郝與春已經換了3份工作。兩天前，新單位人力資源部負責人知道她的經歷后揶揄道：“你們獨生子女適應環境的能力就是差。”這句話令她頗為不快。

　　“我從來不說自己是獨生子女，因為我覺得這種稱謂有歧視意味”，郝與春說。

　　和郝與春一樣，近兩年來，毀譽參半的中國第一批獨生子女陸續走向社會，而中國的社會責任也將由此逐漸轉交到這一代人手上。從前被人們指為“小皇帝”、“心理脆弱的一代”、“自私一族”的他們必須要面對歷史性的考驗了。

　　名聲不佳的“小皇帝”

　　中國1978年開始在城鎮全面推行獨生子女制度后，產生的第一批獨生子女大多有這樣一份履歷——六七歲入學，接受9年基礎教育，然后3年高中，4年大學，到今年，正好是剛剛步入社會的年紀。

　　現實的問題是，獨生子女在未進入社會之前，一直被各種負面的輿論所包圍。可以說，第一代獨生子女在未成年前，就已經“名聲不佳”了。

　　1985年，美國一家雜志刊登了題為《一大群小皇帝》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借獨生子女父母之口，第一次給這一代獨生子女戴上了“小皇帝”的帽子。 　

　　1986年，一篇題為《中國的“小皇帝”》的報告文學，向中國社會發出警告：“中國的歷史進入80年代以來，各種新的事物和新的問題一起來臨，其中就包括出現在每個家庭里的寵兒，更確切地說是那些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及父母用全部精力供養起來的、幾乎無一例外地患了‘四二一’綜合癥的孩子——獨生子女們。也就是說，凌駕于家庭、父母及親屬之上的‘小皇帝’，已遍及千家萬戶，不久的將來，中國將會家家戶戶都有一個‘小皇帝’。”

　　這兩篇文章的矛頭直指中國獨生子女一代。

　　經過這樣媒體渲染，人們已經習慣于把獨生子女看成是這樣的人群：他們以自我為中心，為所欲為，十分任性、自私、貪婪和霸道；只注重自己的感受，只想自己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卻較少顧及甚至不顧及他人的利益；不太注重名譽，意義，而崇尚金錢，實惠，追求高消費，甚至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中國青少年中心曾經做過一個調查：在談起獨生子女一代時，70%的中小學教師都是持否定態度，優點幾乎談不出來，95%以上的人都認為他們“今不如昔”。

　　而來自山東青少年管教所的管教人員李康頤的一份調查顯示：少年管教所、女子監獄在押未成年犯中，獨生子女占到總數的17.62%，并呈繼續上升的發展趨勢。

　　中國的獨生子女一代已經達8000萬人之多，如果獨生子女出現問題，那就意味著我們的社會出現了問題。甚至有人驚呼，獨生子女政策將會毀掉中國的整整一代人。

　　六番深入調查：為獨生一代正名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風笑天，稱得上是中國社會學家中研究獨生子女一代的第一人。從1988年起，他就開始了對獨生子女的跟蹤調查。那一年，第一代獨生子女們大約10歲。此后，隨著這一代人年齡的增長，他又分別在1990、1996、1998、2000和2002年，五次對獨生子女們進行跟蹤調查。

　　他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考察獨生子女究竟與同齡的非獨生子女有什么差別，并且考量一下獨生子女會對社會有那些方面的影響。

　　頭兩次調查，這些獨生子女們還都在上小學。調查對象主要是孩子家長們，以了解孩子們的成長背景。

　　風笑天發現，這些家長在年齡上約比同齡的非獨生子女的父母們年輕3～6歲。他這樣描述這一代獨生子女父母不平常的人生經歷：在“三年自然災害”中度過他們的小學時代；在十年“動亂”和“上山下鄉”中，度過他們的中學時代和青年時代；在恢復高考和抓經濟建設的背景中，開始他們的婚姻和學習；在控制人口、計劃生育的關鍵時刻開始生孩子；當他們開始培養他們惟一的孩子時，社會改革、企業競爭的大背景又一次繃緊了他們生活的弦。獨生子女父母的特殊經歷，的確是我們理解這一代人的基本依據。

　　在進行第三、四次調查時，這一代獨生子女們已經上了中學。調查的主要題目，是孩子們的社會化過程。

　　調查發現，年齡越小的兒童中，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的差異越大，隨著年齡的增大，兩類兒童之間的差異在逐漸減小，不同之處越來越少。尤其是到了高中和大學階段，兩類兒童之間的差異幾乎完全消失。

　　風笑天對此的解釋是：社會化因素的作用和影響是隨著獨生子女的年齡變化而發生變化的。年齡越小，父母、家庭對獨生子女社會化的影響和作用越大。隨著年齡的增大和社會接觸的范圍的擴大，加上青春期心理的變化(比如獨立性要求、逆反心理)，孩子開始和父母及成人疏遠、隔離，向同齡群體靠攏。每一個孩子，所面對的父母家庭是不同的，而他們所面對的學校、同齡群體、大眾傳播媒介則是相同的或是相似的。正是這種后期生活中越來越多的一致性、共同性，逐漸地洗磨掉兩類兒童早期主要由于家庭的不同所導致的差異。因此，許多被人們認為是獨生子女所具有的特點，實際上是這一代兒童(包括獨生子女和非獨生子女)區別于其他時代兒童的整體特點。

　　到了2000年和2002年，風笑天的調查對象們——第一代獨生子女已經開始走向社會參加工作了。

　　風笑天就工作選擇、職業適應、人際交往、繼續學習、婚姻戀愛、家庭關系、家務表現、自我評價等方面對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進行了比較調查，結果顯示，在工作選擇方面，與20年前人們的擔心恰恰相反，獨生子女們的獨立性更強些。獨生子女特別是獨生子，完成學業后自己應聘的略多，而非獨生子女則是學校分配和通過家人、親戚找工作的略多；在職業適應、人際交往、繼續學習、婚姻戀愛等方面，兩類人群的差別也很小。

　　事實上，在80多個調查選項中，只有20多項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存在差別，這足以得出兩者在社會化發展上不存在顯著差別的結論。

　　風笑天的調查打破了長期以來社會對獨生子女的誤解和偏見。正是基于這些調查，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風笑天就宣稱，我們沒有必要過分地為獨生子女在早期所表現出的與其他兒童之間的某些差異和問題擔憂。另一方面，也應努力從急劇變化的社會中，去尋找、發現和改變那些不利于他們健康成長的因素。

　　為孩子的成長，應該改造成年人的世界

　　其實，在中國之外，雖然沒有實行人口控制政策，但從20世紀開始，獨生子女已成為一個具有世界性的社會現象，有些國家的獨生子女已達兒童總數的30%～40%。一些心理學家通過與非獨生子女的對比研究獨生子女，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派別：一派強調獨生子女的消極方面和弱點，認為獨生子女是“問題兒童”，身體健康情況不佳，并列出了20余項獨生子女不及非獨生子女的特點，對獨生子女的個性、成長持悲觀態度；另一派強調獨生子女的積極方面，認為獨生子女一切都優越于非獨生子女(如生長發育快、早熟、性格和行為特征優越等)。

　　問題是，西方國家的一些人對中國的第一代獨生子女非常悲觀，從而對中國計劃生育國策產生了懷疑情緒。

　　“如果你由于某種原因只能有一個孩子的話，我建議你應該到孤兒院去再領養一個孩子，把他和你的孩子在一起養大。等他們長大以后，不應該是這個孩子感謝你，而應該是你感謝這個孩子。由于他的存在，維持了你們家庭的平衡。”——有人如此解釋前蘇聯教育家馬卡連柯的這句話：計劃生育政策注定會給中國造就一代“畸形兒”。

　　當這些人將獨生子女稱之為“問題少年”時，另外一些人則指出，獨生子女身上的弱點并非是獨生的特點所致，卻幾乎都可以在教育上找到原因，包括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

　　持此論調者認為，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是與中國改革開放一起成長起來的，同時，由于這一代獨生子女的父母大都經歷了“上山下鄉”和“文化大革命”，在內心里希望自己年輕時失去的東西由孩子來實現，這又使得家庭教育的手段和功用發生了一些扭曲。

　　“十年前我曾經寫過《中日少年夏令營中的較量》，當時引起了對這一代人的熱烈討論。實際上，不是中國的孩子不行，而是教育的問題。”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孫云曉研究員說。中國父母們對孩子說的典型的一句話是：只要你把學習搞好了，別的什么都不要你管，這就是我們中國教育的一個代表性言論。“這樣一種教育必然導致他的多種方面的人格缺陷。”

　　比如，獨生子女們在獨立性與依賴性上，常常表現為是一種矛盾的混合體：他們心理上是渴望獨立的，行為上是卻離不開依賴。他們特別希望自立、自主。還會有很多權利意識 父母進他的房間應該敲門，日記不讓大人看，甚至做什么事不讓大人知道，等等。但是由于是在一種嬌慣、包辦代替的生活中長大的，就養成了一種依賴的習慣。這就是教育上的問題：你沒有讓孩子養成一個好的習慣。

　　孫云曉的研究發現：實際上是習慣決定了人的性格，性格決定命運。用俄羅斯一位教育學家的觀點說：習慣是一個人的道德資本，存放在你的神經系統里。你有了好的習慣，你一輩子都享受不盡它的利息；你有了壞的習慣，一輩子都償還不完它的債務。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曾經在全國12個城市調查了3284名獨生子女及其家長，這項權威調查得出的主要結論是：獨生子女的社會道德素質好，興趣愛好廣泛。但他們在個人道德特別是在創造性、獨立性和勤勞節儉方面，存在著一定的缺陷。另外，富有同情心和較富有同情心的獨生子女占絕大多數(84%)。這一調查被認為是對獨生子女的客觀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