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6日電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李榮融近日就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等問題接受了《學習時報》記者的采訪，采訪的全文如下：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是事關全局的重大緊迫任務

　　記者：十六大規劃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和戰略部署，并強調了國有企業在中國國民經濟中的支柱地位。貫徹十六大精神，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對于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李榮融：國有企業是中國國民經濟的支柱。2002年，全國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15.9萬戶，資產總額18.02萬億元，產品銷售收入85326億元，實現利潤3786.3億元，上交稅金6794.1億元，職工人數4680.5萬人。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充分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

　　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必須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今后18年中國經濟增長必須保持7%以上的速度。從國際經驗看，連續40年以上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絕非易事，能夠做到這點的國家和地區為數不多。據有關學者研究，20世紀60年代以來，連續40年經濟增長年均達到7%以上的，只有韓國、新加坡和泰國。1979年至200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3%，如果今后18年中國經濟繼續保持7%以上的增長速度，中國經濟增長將實現連續40多年年均增長8%以上。這在人類發展史上是十分了不起的創舉。要使中國經濟在今后18年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在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高度重視和繼續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必須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企業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微觀基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進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大力推進國有企業體制、技術和管理創新，使國有企業真正形成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使國有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和市場主體，實現國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更好結合。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必須深化投資、金融、財政、行政等體制改革，一方面這些體制改革的程度影響著國有企業改革的進展，另一方面國有企業改革的程度也制約著這些體制改革的進展。國有企業改革不深化，就不能建立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以項目審批為主要特征的投資體制改革就難以深化，金融風險就難以真正消除，公共財政制度就很難建立起來，政府職能也難以從根本上得到轉變。從這些意義上講，不繼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就不能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必須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中國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是從整體上搞好國有經濟，提高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的必然選擇，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措施和必然選擇。

　　高度重視國有企業改革面臨的矛盾和問題

　　記者：十五大以來，中央多次強調國有企業改革正處于攻堅階段，這反映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任務十分艱巨。當前，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主要面臨哪些困難和問題？

　　李榮融：國有企業改革面臨的問題大多是深層次的，解決這些問題往往涉及改革、發展、穩定的全局。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國有企業能改、好改的問題已經基本得到解決，需要繼續解決的大多是“難啃的硬骨頭”。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從根本上講，要靠繼續深化改革，實現制度創新。

　　當前，國有企業的體制轉換和結構調整仍然處于攻堅階段，改革過程中逐步暴露出來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尚未完全建立。

　　是否建立起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判斷國有企業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標志。雖然大多數國有企業已經進行了公司制改革，不少企業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框架，但離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還有不小差距。

　　一是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突出表現為不少國有企業還沒有進行公司制改革，沒有建立董事會。國資委監管的196家中央企業大部分是國有獨資企業或國有獨資公司，其中不少是按《企業法》注冊的，實行的是總經理負責制。由于一股獨大，一些上市公司國有大股東不尊重或損害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不少國有控股的公司制企業董事會、監事會形同虛設，不能發揮應有的決策、制衡和監督作用，內部人控制問題比較嚴重。以資產為紐帶的母子公司體制還沒有真正形成，不少母公司對其所出資的重要子企業缺乏有效的監管，或通過子企業逃避出資人的有效監管。這些年國有資產流失現象時有發生，一個重要的體制性原因就在于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

　　二是經營者的市場化配置尚未實現。主要表現為選拔任用企業負責人的方式和渠道單一，區別于黨政領導干部、符合企業特點的管理辦法還沒有建立起來，選拔評價企業負責人的方法和標準不完善，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也未形成。一方面相當一部分企業經營者自己決定收入分配方案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企業經營者收入的貨幣化、透明度不高，職務消費不規范的問題相當普遍。

　　三是國有企業內部勞動、人事、分配三項制度改革尚未到位，平均主義、大鍋飯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具體表現在經營管理和關鍵技術崗位上的職工收入低于勞動力市場價格，而一般崗位上職工的收入又高于勞動力市場價位。分配上的平均主義造成激勵錯位，對企業人員流動起到了逆向調節作用，人才留不住，冗員出不去。

　　二、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不合理狀況尚未根本改變。

　　十五大以來，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雖然取得一定進展，但從總體上看，國有經濟布局仍然過寬，結構不盡合理，影響了主導作用的發揮。從行業分布看，除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外，國有企業還廣泛分布在其它行業和領域。在一些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競爭比較激烈的加工工業和一般性服務行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營業收入仍然保持著相當份額。

　　此外，還有一大批需要破產關閉的企業。據初步調查，全國符合破產關閉條件的資源枯竭礦山和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還有2500多戶，涉及職工近510萬人，涉及金融債權2400多億元。這些困難企業拖欠職工工資、生活費、醫療費、集資款等現象嚴重，職工生活困難。受核銷銀行呆壞帳準備金額度、政府財力及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約，這些企業一時難以退出市場，不僅影響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發揮，而且成為影響企業和當地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三、國有企業的歷史負擔沉重。

　　一是國有企業富余人員過多的問題仍很突出。據初步調查，中央企業中富余人員約占在職職工總數的1/3左右，目前尚有50萬下崗職工沒有出再就業中心，還有一些歷年解除勞動關系的下崗人員沒有實現再就業。不繼續解決國有企業富余人員過多的問題，就不可能真正提高國有企業的競爭力。

　　二是國有企業辦社會負擔沉重。據統計，全國國有企事業單位自辦中小學1.9萬所，約占全國同類學校的1/3；國有工業企業等單位自辦醫院近7300所，占全國醫院總數的40%；中央企業興辦的學校17000多所、醫院7000多所，共有職工達70多萬。目前國有企業每年繳納的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超過500億，同時，每年還要花費大量資金用于所在地的市政建設和自辦的學校、醫院及公檢法等社會職能。據統計，全國國有企業一年用于辦社會的資金支出達456億元，中央企業辦社會經費一年支出225億元。目前，各地分離辦社會職能工作進展很不平衡，尤其是中央企業分離辦社會工作嚴重滯后，成為影響企業經濟效益提高和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

　　三是國有企業還遺留著大量呆壞帳和不良資產。全國國有企業的不良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為11%，中央企業的不良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為5%。目前我們正準備對中央企業進行清產核資，從抽樣調查結果看，實際比例肯定要高于帳面反映的情況。

　　國有企業改革面臨的這些矛盾和問題，制約著國有企業競爭力和國有經濟整體素質的進一步提高，必須下決心盡快解決。

　　以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為契機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

　　記者：貫徹十六大和十六屆二中全會精神，國務院成立了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布實施了《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條例》。這些新舉措對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什么樣的要求？

　　李榮融：國有企業改革與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密不可分。目前，國有企業在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方面還有很大差距，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滯后，突出表現為出資人沒有真正到位和對國有資產多頭管理。一方面，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與出資人職能沒有分開，既行使公共管理職能又行使出資人職能；另一方面，各級政府監管國有資產的職能實際上分散在若干部門，權利、義務和職責不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脫節。有人說是“五龍治水”，有人說是“九龍治水”，誰都管，但真正出了問題，又找不到責任人。不少專家學者認為，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現代企業制度特征的四句話十六個字“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其中三句半都屬于出資人的職責。由于出資人不到位和多頭管理，缺少有效行使出資人職責的行為主體和責任主體，造成職責不清，權責脫節，一些應由出資人履行的職責，如建立國有資產經營責任制、形成企業經營者的激勵和約束機制等，沒有得到很好實施，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進展不快。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政府社會公共管理職能與出資人職能分開了，出資人到位了，政企分開將會取得重大進展，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的步伐將加快，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將加快形成，產權制度等深層次矛盾將取得突破，國有企業改革的力度將會更大。可以這樣說，過去是以國有企業改革促進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十六大以后是以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推動國有企業改革。我們說國有企業改革進入新階段，這是一個重要特征。

　　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一方面將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創造條件，另一方面對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更為迫切的要求。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必須確保出資人層層到位，關鍵是要建立一整套落實資產經營責任的制度和機制。不少國有企業沒搞好，根本的一點就是經營責任不落實。必須找到能夠真正落實資產經營責任的制度和機制。這包括要健全法人治理結構，形成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加強對國有資產的監管等，所有這些，都要求我們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步伐。

　　記者：國資委下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目標和任務是什么？

　　李榮融：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確定了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長遠目標，即到2010年，適應經濟體制與經濟增長方式兩個根本性轉變和擴大對外開放的要求，基本完成戰略性調整和改組，形成比較合理的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建立比較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經濟效益明顯提高，科技開發能力、市場競爭能力和抗御風險能力明顯增強，使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更好地發揮主導作用。

　　圍繞實現這一目標，我們要以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為契機，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步伐。總的考慮是：用三年或更多一點的時間，構建起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基本框架，重點解決國有資產出資人到位和有效監管的問題；推進國有企業進行規范的公司制改革，在中央企業基本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層層落實到企業。圍繞完成這兩大任務，今后幾年，要重點抓好五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積極推進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探索國有資產管理和經營的有效形式。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對國家授權監管的國有資本依法履行職責的一整套制度。為此，就要制定和完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法律法規體系，抓緊建立省、市(地)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建立國有資產經營責任制，探索國有資產管理和經營的有效形式。

　　二是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真正建立起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實現出資人層層到位，確保國有資產經營責任層層得到落實，關鍵是企業要有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尤其是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要繼續積極推動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股份制改革。要以加強董事會建設、充分發揮董事會對重大問題決策和選擇經營者的作用為重點，推動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規范和完善。要加大國有企業內部三項制度改革的力度，真正建立起職工能進能出、管理人員能上能下、收入分配能增能減的內部機制。要加快分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

　　三是適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改革和完善國有企業選人用人機制。黨管干部是國有企業必須堅持的一條原則。但我們要積極探索黨管干部原則與市場化配置人才機制如何有效結合的途徑和方式。我們已開始在中央企業副職的選聘上進行改革試點，9月15日啟動了6家中央企業公開招聘7個高級經營管理者崗位的試點，社會反響十分熱烈。我們要通過不斷深化改革，使國有企業吸引和聚集一大批優秀人才。

　　四是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進一步提高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繼續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是黨的十六大提出的重大任務。對國有經濟實施有進有退的戰略調整，必須堅持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這個大原則必須牢牢把握，不能動搖。同時，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正確導向和對經濟運行整體態勢的影響上，體現在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上。

　　五是加強和改進企業黨建工作，探索與現代企業制度相適應的黨建工作新體制、新機制。

　　為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和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記者：國有企業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進行多方面的努力。在您看來，為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需要提供什么樣的環境和條件？

　　李榮融：進一步搞好國有企業，需要綜合配套改革。當前，有幾個問題要抓緊解決。

　　一是要加快投融資體制改革。依法享有投融資權，對國有企業真正成法人實體和市場主體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過去在國有資產出資人不到位情況下，政府部門對國有企業投資項目進行審批，對防范投資風險，強化預算約束，是有必要的。現在國有資產出資人已經到位，政府部門應該集中精力履行好社會公共管理職能，對企業投資項目應該是審查其對環境、安全、質量等公共利益的影響。只要符合國家法律法規，符合產業政策，企業上不上項目，應由出資人和企業決定。如果再像以前那樣對國有企業投資項目進行審批，國有企業就難以對市場做出靈敏反映，就無法與民營企業、外資企業進行平等競爭，最終也不可能搞好。

　　二是要加快社會保障體系改革。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是順利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條件和保證。要盡快建立起一套獨立于企業之外的社會保障體系，使養老、醫療、失業等保障職能逐步從企業中分離出來，切實保障職工的合法權益，使國有企業下崗分流的職工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三是要千方百計幫助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實現再就業。國有企業冗員過多，是制約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一個突出問題。這些年雖然下崗分流的力度不小，但問題遠遠沒有解決，解決國有企業冗員過多的問題，涉及到就業問題，涉及到社會穩定問題。這兩年黨中央、國務院召開的再就業會都強調要把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問題，作為全社會就業和再就業工作的重中之重。現在的關鍵是要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抓緊落實各項政策措施，幫助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實現再就業。

　　四是繼續保持國家對國有企業改革的政策支持力度。國有企業改革需要解決的都是多年歷史積累的矛盾和問題，必須支付相當的改革成本。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東西德統一以來，德國已花了十多年時間，花費了一萬多億馬克用于前東德國有企業的改革和調整。德國一些官員和學者普遍認為，完成這項任務還要再花費十多年的時間，再投入一萬多億歐元。中國國有企業數量比德國要大得多，但實際支付的改革成本相對要少得多。實現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目標，必須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國家財政要繼續支持國有企業改革，重點是解決符合破產關閉條件的國有企業退出市場和分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的問題。(范偉 李玉梅)

　　李榮融，1945年生，江蘇蘇州人。1968年7月參加工作。1983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大學學歷，高級工程師。1963年后在天津大學化學工程系學習。1968年參加工作，曾任副廠長、廠長。1986年后任江蘇無錫市經委副主任、輕工業局局長、計委主任，江蘇省計劃經濟委員會副主任。1992年8月后任國務院經濟貿易辦公室對外經濟合作司副司長，國家經貿委秘書長、副主任、黨組成員。1998年后任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1999年12月后任國家經貿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2001年2月任國家經貿委主任。2003年4月任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是中共十六屆中央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