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14日電 《瞭望》周刊發表文章指出，今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要把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從長時期的“基礎地位”到近幾年的“突出位置”，再到現在的“重中之重”，顯示農村工作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也表明中央搞好農村工作、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的決心。

　　文章指出，據了解，要從根本上實現農民增收、農業增效、農村穩定，實現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在農業和農村經濟戰略性挑戰上還面臨一些亟待解決的難題。現實表明，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已到了攻堅破難的關鍵階段。

　　三道難關格外嚴峻

　　農業利潤太低，工商企業和社會資本很難進入。由于種養者多，消費者少，農業生產連社會平均利潤都達不到，以追求利潤為本能的資本也就很難進來，致使農產品的加工轉化程度難以上升。目前，發達國家的農產品加工增值大都是農業產值的3倍多，而中國不到80%；發達國家的農產品加工率高達80%，中國約為30%。

　　農產品價格低迷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天花板價格”，即國際市場價格封頂，而同時成本在不斷上漲。據統計，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農業硬成本平均上漲10%，甚至在某些時段上出現“地板”高于“天花板”的現象。特別是單位耕地面積投入的農電、農水、柴油、化肥、農藥、地膜等的增加，加上農業經營規模狹小、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等因素，使得農業成本明顯上升。

　　農民負擔難減，農業產值與其所承受的財政包袱的比例倒置。隨著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農業產值占GDP的比例越來越小，但其所承受的公共財政負擔比例卻有不減反增之勢。僅就目前，以15%的產值所產生的利潤作為基數去提取稅收，支付超過60%人口的公共品需求，就是一個倒置的、尷尬的結構，這是農民負擔難以減輕和縣鄉村三級財政債務累累的主要原因。

　　農民本來收入少，從他們手中收取費用的難度可想而知。為了收費不得不增加鄉、村兩級干部的數量，而這些增加出來的人員工資反過來又加重了農民的負擔，農民負擔往往是平均分攤的，低收入農民的負擔尤其沉重。由此形成的惡性循環很難扭轉，農民的投資能力越來越下降。　　

　　農村人口難減，城鄉二元結構短期內難以改變。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城市化還處于初期階段，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就必須在加速提高工業產值占GDP份額的同時，加速城市化率的增長，將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比例從現在的37∶63，轉換為2020年的55∶45。也就是說，只有年均增加一個百分點的城市化率，即每年至少有1200萬以上的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才有望實現這一目標。目前進入城市的農民工雖然有1億多，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還是遭受種種限制或歧視的城市邊緣人。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段應碧說，國務院去年發文強調有關農民工的政策，但這只是一個態度，真正落實的很有限。現在不少地方把鄉改成鎮，縣改成區，而實際上農民還是農民，關鍵是享受不到城市居民享受的政策，反而是地方政府借這一改變把集體土地變成國有土地，行了征地方便之實。

　　三大“抓手”亟待加強

　　落實和加大龍頭企業扶持政策，真正發揮其帶動作用。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即農產品的品質和安全、優勢農產品區域化布局、農產品加工轉化和勞動力就業結構，而以龍頭企業帶動千家萬戶的農業產業化，是將這四個方面結合在一起的有效途徑。因此，國家應積極引導工商企業、包括外資進入農業，讓農戶作為第一車間，分享農產品加工轉化鏈條上的利潤。

　　為引導企業進入農業，建議國家繼續出臺支持龍頭企業的政策。一是調整信貸政策。二是適度補貼農產品出口檢測費用。三是加強政府對優勢農產品基地的建設。四是打破保護“雙軌制”，改變糧食企業有補貼、龍頭企業搞糧食卻沒有補貼這種“干一樣的事卻待遇不同”的局面。對已經出臺的扶持政策，不少企業呼吁政府加強督導，落到實處。首先要切實落實稅收減免政策。其次是企業的經營環境很不寬松，各種關卡和攤派太多。

　　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調整農村產業政策。目前農民最苦惱的是“種啥啥多，賣啥啥賤”，最渴盼的是“誰能告訴我，種啥能賺錢？”這一愁一盼反映了建立靈敏而全面的農業信息網絡的必要性。隨著結構調整對檢驗、良種、合理用肥等要求的提高，怎幺種養也成了農民面臨的一個難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加快農業科技創新和推廣體制的改革，并由政府承擔起對農民的培訓責任。貸款難是困擾農民進行結構調整的又一難題。

　　對農民來說，種還不是最難的問題，走向市場更加困難。應積極扶持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充分發揮各種農業協會等的作用，在農戶和企業之間架起“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橋梁，為農業的產業化、標準化、規模化奠定基礎。

　　發展小城鎮和二、三產業是農村就業結構調整的一大出路，疏通這條路的當務之急是調整農村產業政策，支持農民自己發展二、三產業，建設小城鎮。同時產業政策要注意生產力水平的多層次性，不能總是一個標準。

　　理順體制、精簡機構，實現“多予少取”。現在國家對農業的投入分財政、計劃、農業等不同部門進行，各條線自己拿錢辦項目，項目選定依靠自己的渠道來完成。事權和財權的分離，經常形成能干事的沒錢、非專業的有錢的怪現象。因此，應把農業的職能交給農業部門辦，讓有限的資金發揮最大的作用。

　　實施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的成敗在于縣鄉機構能否有效精簡，能否大幅度減少吃農民稅費的人。否則即使國家把農業稅全免了，二稅、三稅仍然會花樣迭出，農民仍難得到實惠。(惠小勇 劉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