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18日電 交通擁堵是北京社會生活和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政府部門亦正積極想辦法打通這個瓶頸。但北京青年報的文章認為，目前，在解決交通擁堵問題上，存在著兩個明顯的誤區。

　　第一個誤區是頭疼醫頭、急功近利。文章認為，北京之所以出現嚴重的擁堵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是長時期以來許多因素累積起來而形成的。私人汽車發展過快，看上去是最直接的“肇事者”，但是，道路建設的不合理、城市功能布局的不完善、交通管理的觀念及技術滯后，卻是更為深層次的、很可能還是更重要的原因。

　　文章說，此誤區最直觀的佐證就是，在私人汽車遠未發育的1984年、1996年，北京就發生了兩次大擁堵。所以，只看到了非典之后私人汽車數量激增的這個誘因，就要把刀切在私人汽車這個節點上，未免失之簡單和理想化。私人汽車到底要不要限制，如何限制，既關系到群眾生活，又關系到區域經濟發展，是一個需要綜合論證的問題，決不可以草率定奪。

　　第二個明顯的誤區是泛道德化傾向。在目前關于交通擁堵的討論中，癥結剖析與道德譴責經常混淆在一起，很不利于問題的完滿解決。

　　比如，“暢通工程”的權威、東南大學王煒教授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即數量龐大的自行車是交通擁堵的原因之一，于是乎，很多人就以為王煒是把交通擁堵的責任推到了騎自行車的人身上，以至于大為不滿，造成對王煒教授的極大誤解。又如，一位學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不限制私人汽車的發展，就是鼓勵“有錢有勢”的人侵占更多的公共資源。這個說法同樣也有泛道德化的傾向，因為實際上，北京市不少私人汽車尤其是微型車，都是由工薪階層購買和使用的，他們非但不是所謂“有錢有勢”的人，還是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主體。如果對私人汽車抱有種種道德方面的偏見，注定不可能以理智的態度去分析問題的根源，當然也就找不到正確的答案。

　　文章說，對于北京這樣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而言，任何一個公共問題的解決，都面臨復雜的權衡和取舍，涉及到效益、公平和可持續發展，關系到千家萬戶，所以，政府部門在做出一項重大決策的時候，應采取謹慎的態度，并以科學的方式和合法的程序進行。盲目的決策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可能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而未經充分論證的決策，又違背了民主的本義。交通擁堵是一種城市病，是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只能在發展中去尋求解決之道。只有從容應對、集思廣益、科學決策，才不至于誤入歧途。(作者：蔡方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