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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走向——十六屆三中全會勾畫路線圖

　　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發展至今，一個明顯的經驗就是，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政治與法律體制的改革。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的瓶頸是政治與法律體制的不健全。地方保護主義、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部門利益超越法律界限，所有這些，都使得真正的市場經濟秩序難以形成。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于從體制上解決全能主義結構的轉型問題，使公共權力機構能有效地提供統一性的法律，提供基本公共產品。

　　十六屆三中全會在完善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政治與法律制度、強調依法治國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在政治文明以及黨內民主方面做出新的努力；在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方面有新的嘗試。這些舉措，體現了新一代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政治智慧，也標志著中國改革已經超越了單純的經濟改革，向更深層次發展

　　三中全會：中國改革向深層次發展

　　文/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李強

　　從1978年起，中國的改革至今已經走過25年的歷程。在這25年中，有過許多重要的改革舉措。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兩次具有特殊意義的三中全會。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開啟了中國新的發展道路。中國25年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基本動力就是改革開放。

　　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解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方向。25年來，中國經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稱道的成績。

　　經濟改革所面臨的任務已經不可能僅在經濟領域解決,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政治與法律體制的改革

　　從改革的基本導向來看，這25年改革的重心一直是經濟體制的改革。從最初的農村改革，到其后的城市改革，直至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改革的重心一直放在經濟體制上，通過多種途徑逐漸激發釋放經濟體制的活力，促成經濟的發展。

　　當然，伴隨著經濟改革，政治體制的改革與調整也一直在進行。其中最為重要而且成就最為明顯的是政府職能的轉化，從鄧小平1980年提出著名的綱領性文件——《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直到十六大以及最近的十屆人大，中央層面的政府職能轉化取得了重大成績。以國務院系統的改革為例，隨著國資委的成立，國務院各部委作為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職能和國資委作為國有資產的所有者的職能進行了劃分。這種劃分標志著在中央政府層面政府職能的轉變取得了重大成績。

　　隨著以經濟改革為重心的改革取得明顯成就，中國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重要時期。經濟改革所面臨的任務已經不可能僅在經濟領域解決。中國的改革必須解決舊體制遺留的深層體制矛盾，必須在政治改革與政治文明方面做出創新。剛剛結束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行政管理體制和經濟法律制度，以此作為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舉措，這在某種意義上標志著中國改革已經超越了單純的經濟改革，而向更深層次發展。

　　市場經濟改革發展至今，一個明顯的經驗就是，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政治與法律體制的改革。西方著名經濟學家波拉尼曾言，盡管市場經濟強調市場對經濟的自發調節作用，但市場經濟制度本身的建立卻不是自發的，而是人為的。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要求一種獨特的政治與法律環境。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個有權威的、具有統一性的公正的法律制度，一個能夠提供公共產品的政府。而這樣一種制度的建立，必須以所謂的現代國家制度的完善為前提。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的瓶頸是政治與法律體制的不健全。地方保護主義、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部門利益超越法律界限，所有這些，都使得真正的市場經濟秩序難以形成。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于從體制上解決全能主義結構的轉型問題，通過從中央到地方的轉變政府職能，使公共權力機構有效地提供統一性的法律，提供基本公共產品。

　　要建立一種現代國家結構。這種國家結構能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統一而有效的法律框架，能夠超脫于各種社會利益之上

　　在經過了20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國社會利益的多元化日益明顯，中國改革必須面對這種新的形勢，在轉變政府職能的同時，彰顯政府公共權力的性質，從而使政府得以更好地協調社會多元利益。

　　改革之前，我國社會也有很多不同的社會階層，但總的來講，除了農民之外，大部分人拿國家工資，做國家雇員，有利益不同，但沒有明顯的利益分化。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社會的利益呈現出多元化格局，出現了諸多不同的社會利益群體。不同群體往往有不同的利益訴求，這些不同的利益訴求有時甚至導致沖突的發生。

　　這種新的形勢對政府的公共性提出新的要求。面對多元化格局，政府必須超脫各種具體的利益，進一步彰顯自身的公共性，協調不同利益，為它們之間通過市場交換滿足各自要求提供一個制度環境。否則就會使社會矛盾得不到及時解決，以致潛伏甚至激化，這對我們社會長期穩定來講是相當不利的。

　　在今后若干年內，政治改革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加強民主建設，這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問題。經過二十多年改革，隨著利益的多元化以及政治表達的公開化，隨著整個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輿論形式的多樣化，中國政治文明的建設面臨空前的機遇。如果能夠把握機遇，更多地吸納人民大眾對政治的參與，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中華民族幾代人夢寐以求的建立一個民主文明的現代國家的理想就可能實現。

　　如果用現代學術的語言來表述，上述三方面任務，從總體來講，就是一個現代國家的構建問題。改革開放之前的政治制度是一個全能主義制度。在全能主義制度下，政治、社會、經濟高度一體化，國家統攝一切，與社會缺乏明顯的分殊。今天，為了完善市場經濟制度，為了能夠協調多元的社會利益，為了有可能容納社會大眾的參與，政治體制的轉型是不可或缺的。

　　這種改革的核心是在轉變政府職能的基礎上，實現國家與社會的逐步剝離，以新的方式建立一種現代國家結構。這種國家結構能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統一而有效的法律框架，能夠超脫于各種社會利益之上，真正起到公共權威的作用，而且這樣一種體制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將社會大眾的參與政治行為與政治決策，納入整個政治過程之中。這些方面無疑是我國改革進入新階段后所面臨的重大任務。

　　十六屆三中全會在完善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政治與法律制度、強調依法治國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在政治文明以及黨內民主方面做出新的努力；在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方面有新的嘗試。這些舉措，體現了新一代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政治智慧，也為完成上述艱巨使命提供了絕佳的契機。

　　走向完全的市場經濟

　　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是一種不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是政府主導和過當干預(“官治”)的市場經濟體制。因此要加快推進改革，更大程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文魁

　　25年前，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民眾開始用“春潮”來形容其后的經濟改革。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正式提出要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2年秋，十四大正式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終摒棄了計劃經濟體制。

　　翌年，影響了中國經濟改革十年來基本走向的“50條”誕生了——當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分10個部分，要點有50條。它勾畫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并作為綱領引領此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

　　如何評價50條在實踐中的執行情況？盡管出現過一些曲折和反復，但總的來說中國經濟改革堅持了市場取向。這一取向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市場機制逐步成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方式；二是企業逐步成為對市場信號做出反應和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利潤的微觀主體。

　　基于此，下一步的經濟體制改革，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在已經初步建立的體制框架基礎上繼續努力，做“完善”的文章。

　　文章主要從哪些方面做起呢？

　　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是一種不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我們可以將這種不完全概括為政府過當干預和向國企傾斜。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重要的障礙，就是政府職能轉變太慢，干預過當。1998年以來，國務院推行了政府機構改革。事實上它僅是機構改革分流了一些人——機構進行了重組，但沒有實現職能轉換。

　　十四屆三中全會的“50條”中有7條從7個方面對政府轉變職能有一個較全面的描述。其中的第16條提出：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政府機構，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主要是制訂和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政府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國民經濟，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

　　這10年來，這幾條也是執行的最差一點，進展最慢。當年，我們已經提出了的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逐步建立法人投資和銀行信貸的風險責任，用項目登記備案制代替現行的行政審批制，把這方面的投融資活動推向市場，國家用產業政策予以引導。今天看來，這些仍然沒有真正做到。

　　國有經濟改革不到位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另一個重要障礙。這主要體現在政府對國有企業的傾斜上。

　　政府對國有企業進行或明或暗的保護和照顧，其他類型的企業在行業準入、資源獲得、市場拓展等各方面必然會受到抑制，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平等自由競爭就受到了破壞。

　　保護國有企業，也為政府的審批制度找到了借口，不利于政府職能的轉換。政府部門還是沉溺于過去的審批制度，甚至要借所謂的“宏觀調控”之名來強化審批制度，這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南轅北轍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把文章做好。

　　鑒于國際上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不同模式的經驗和教訓，中國建設市場經濟體制的真正目標應該是建立在法治和平等競爭基礎上的市場經濟。

　　所謂的法治市場經濟，是指政府官僚機構和政府官員對經濟的管理是在法律框架下依照法定的程序來進行，是指法律的通過和法律的執行都應該得到強有力的約束和制衡。法治市場經濟也允許政府實施比美國甚至比日本、韓國政府更多的經濟干預，但前提是在法治的基礎上。

　　所謂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是指國企同其他所有制類型的企業在市場中平等競爭，國企不能得到“官方”的傾斜。

　　為此，我們至少應該作好這幾方面的努力，加快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性調整和國企改革；加快發展非公經濟；不但用法律文本，更要用立法和司法系統來約束政府的行為；要明確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邊界、各級政府之間事權和財權的邊界；對政府規制和產業政策進行規范；加快發展要素市場等。

　　在14日晚公布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我們看到了許多讓人興奮的語句：混合所有制、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行政管理體制和經濟法律制度、保護公私財產權等。這些都充分體現了在法治和平等競爭基礎上走向完全的市場經濟的精神。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3年第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