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31日電 香港商報今日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主任高海紅撰文的評論員文章指出，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以美國等西方國家不斷對人民幣匯率政策施加壓力，要求對人民幣匯率進行重估，或與美元脫鉤，或采取更靈活的匯率制度，甚至主張人民幣完全浮動。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的響應，一是堅持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一貫立場；二是承諾人民幣自由兌換，但必須采取謹慎而漸進的方式，人民幣匯率將維持在一個合理水平內。

　　該報剖析了雙方分歧，有兩個核心問題需要回答。一是對中美貿易差額的匯率因素的不同估計。

　　首先反映在貿易差額統計的不同。比如，2002年的雙邊貿易差額，中國的數據為430億美元，而美國數據高達1030億美元。再比如，今年1月到9月，根據中國數據，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為420億美元，而美國數據表明，從1月到8月，美國對中國的逆差達770億美元。由于中美貿易差額實際上是美國對人民幣升值施加壓力的主要理由，統計上的分歧不能小視。

　　其次，主張人民幣升值的重要依據是，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這同中國政府人為控制人民匯率有直接關系，因為人民幣匯率的人為低估導致中國對美出口的急劇增加。事實上，上述觀點夸大了人民幣匯率與中美貿易差額的關系。這是因為：

　　一方面，中國出口的競爭優勢主要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而不是價格因素。目前中國的制造業年勞動成本大約1200美元，僅相當于美國年勞動成本的2.2%。勞動力成本優勢是造成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的根本原因，而調整人民幣匯率無助于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出口的這一優勢。

　　另一方面，中國銷往美國的產品主要是低附加值制造品，在美國進口的這類低附加值產品中，其它國家對中國的競爭性很低，而美國消費者對類似產品需求的替代性也很低，因此，即使人民幣升值，在美國對中國產品進口替代性較低的條件下，無助于對美中貿易差額的改善。事實上，高盛公司的一項研究也發現，中國與美國貿易差額的變動對兩國相對需求和匯率的變動的敏感性很低。

　　二是何時以何種方式對人民幣幣值進行重估。

　　調整匯率政策，涉及兩個核心問題：怎樣調整和何時調整。關于怎樣調整，基本上有兩種選擇：調整幣值；改變制度。

　　首先看調整幣值。要求中國瞬間進行大幅度調整幣值顯然在政策上不可行。這里一個重要問題是，到底什么水平的匯率是“正確的匯率”？升值多少才算得上“足夠”？目前各種對低估程度的估計有很大的差異。對于政策制訂者來講，在一次性升值缺乏依賴的準確的估計的情況下，是不會輕舉妄動的。此外，從目前的中國現狀和國情來看，不易于一次性大幅度升值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就業壓力。一次性大幅度升值在短期內對就業的負面影響是顯著的，況且就業問題在中國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

　　其次看改變制度。一種讓人民幣變為完全浮動制度的主張顯然在短期甚至中期內是不可取的。而一種中間制度，比如擴大波動區間，也許是一種折中的辦法。通過擴大浮動區間，既實現對匯率錯位進行一定程度的調整，又避免大幅度升值的不穩定沖擊。至于如何避免可能帶來的更大的不穩定性升值預期導致投機性投入，可以通過資本管制等措施來抵御。然而，即使這樣一種制度調整，也同樣要以漸進原則為本。

　　關于何時調整，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資本項目自由化的進程與匯率政策調整的關系。這里有幾種選擇。第一，能不能將浮動匯率和資本項目自由化同時快速實現？這一主張顯然對中國不現實。第二，能不能先開放資本項目，然后變匯率制度？這也是行不通的，這有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在先。第三，能不能先變匯率制度，再開放資本項目，或者改變人民幣匯率政策，同時仍然實行資本管制？這在短期是可行的，但從長期看，中國不太可能保持長久的資本管制，加入WTO是一個中期內強有力的催化劑，盡管不是開放資本管制的直接原因。同時，在資本管制扭曲了自由的外匯供求的情況下，靈活匯率制度是沒有意義的。最后，比較可取的模式是實現資本項目自由化和實現靈活的匯率制度安排同時進行，這與中國一直遵循的漸進改革模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