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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還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如此多的憂慮，也從來沒有過因如此多的原因而憂慮。”——羅素

　　當今天我們對于心血管疾病、癌癥甚至艾滋病的研究與治療都有了辦法的時候，自殺仍舊像夢魘一樣侵襲著每一個不快樂的人。最為迫切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挽救這些生命？消除自殺，不僅是精神衛生的問題，更是一個公共衛生體系的問題。

　　SARS之后，重建中國公共衛生系統被提到了更迫切的層面

　　本刊記者/李墮 文/張瀾

　　11月2日晚6時30分，一名輕生者跳下了北京地鐵站臺，跪在了鐵軌中間，地鐵為此斷電5分鐘，人們費了好大勁才把他拉上來……

　　這一天是星期日，也正是回龍觀醫院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舉行采摘活動的日子。在北京昌平北流果園，900多畝的果樹已經收獲完畢，只剩下孤零零的十幾棵還掛著紅彤彤的蘋果。

　　這是一次特殊的采摘，參加者多為輕生者或自殺者的家屬，每個人都有一段痛苦經歷：47歲的杜老師看上去比實際年齡還要老上十幾歲，他是尿毒癥患者，每周要做3次透析，痛苦不堪；另一位40多歲的婦女，中年離婚，后又被男友騙去了半生積蓄，她也曾經想過終結自己的生命。

　　去年12月3日，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在回龍觀醫院成立后，中心就組織了這樣一個“自殺者親友團”，為不幸者提供心理服務；每個月搞一次活動，至今沒有中斷過。

　　雖然已是深秋，果園生產隊長鄭全華還是為這個不平常的活動留下了十幾棵果樹，“摘蘋果時候，不要向下拽，只要向上一翻，果子就會脫落，保存了上面的小柄，蘋果不容易壞”，鄭介紹說。人群中兩個“洋娃娃”經常引起人們的歡笑，她們是“中心”執行主任費立鵬的女兒，一個五年級，一個一年級。

　　費立鵬是一位在中國工作了19年的加拿大醫生，他的妻子畢曼麗也在中國生活了15年，目前在“中心”做培訓顧問。

　　蘋果摘下來，裝滿了一輛拖拉機，每個人舉著自己摘的大蘋果，在果樹前合影。一位患抑郁癥的女孩兒，一直由她的母親陪同，這時也露出了笑容。

　　“我們希望讓每個人明白，生命是一個過程，總要經歷風雨”，活動的組織者“中心”宣傳科主任張曉麗對記者說，“我們春天還在這里組織種樹，放風箏。讓每個參與者體會生命的價值和樂趣。”春種秋收生生不息，這些都是最簡單的道理，因為活著本身就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中國平均每兩分鐘就有1人死于自殺，8人自殺未遂。”

　　人們從媒體上已經讀過一系列關于自殺的數字：自殺是中國人口中第五位的死因，而在15～34歲的人群中，自殺是首位死因。中南大學湘雅公共衛生學院院長肖水源對記者說，根據去年北京回龍觀醫院公布的自殺研究成果，“中國每年自殺死亡人數為28.7萬。平均每兩分鐘就有1人死于自殺，8人自殺未遂。”

　　“媒體可能更注意那些‘大數’，比如每年的平均自殺人數，還有多少自殺未遂，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費立鵬說，“百分比有時并無價值，一個自殺者，對于他的家人還有親戚朋友，就是全部，是百分之百。最重要的是關注他們，挽救他們。”

　　“中心”副主任張艷萍不管有多忙，都會參加類似采摘這樣的活動。除了戶外活動，這種聚會常會以座談或上大課的形式展開。“每一位自殺死者或未遂者，都會給親友留下巨大的創傷”，張艷萍對記者說，“而現實中，沒有什么人愿意聽他們的宣泄。我們提供一個場所，每個人都來傾訴自己的痛苦。事實證明，傾訴是至關重要的治療手段。”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的目標，是把中國的自殺率降低20%，相當于每年拯救5～6萬人的生命。

　　今年的9月10日是世界首個預防自殺日，“中心”在西單廣場做宣傳活動，一次招收了40余名志愿者。然而事實上，社會對于自殺的預防與救助的重視程度仍是讓人失望的。張曉麗兩個月前就開始聯系活動場所，她希望找到一家農場，能夠為這個特殊的群體提供免費采摘，但四處碰壁。所幸，30年前15歲的張曉麗曾在昌平北流農場插隊。最后，還是當年的生產隊長鄭全華幫了她。

　　“如果沒有你的談話和傾聽，我是活不下來的”

　　去年成立的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為北京市民提供了一條800免費電話，外省市用戶則可按普通電話撥入。所有的電話會接入復雜的電腦系統，接線員首先會告之這是一部錄音電話，并承諾會為每一位求助者嚴格保守秘密。

　　張艷萍告訴記者，高峰時一天會接到上千個電話；平時24小時熱線分為三班，每班兩人上崗，平均每班都能接到六七十個電話，“往往電話一扣下，就會再度響起。”這條纖細的電話線成為系住不少自殺者的最后一道纜繩，“大多數自殺者的心理都是矛盾的，打電話的一剎那，求生的本能已經開始起作用。這是一個信號——他希望得到幫助”，張艷萍說。

　　而他們該如何抓住這最后的機會？

　　“每個自殺者都對人世有留戀的地方”，南京危機干預中心副主任陳進說，“一旦發現這絲留戀，就應該把它轉化為現實。”

　　陳進跟記者談起一個成功的案例。一位婦女哭泣著打進電話，說她的丈夫和他的秘書有了外遇，她動用了所有的親戚朋友勸說都沒起到作用；本來他們的夫妻關系很好，她無法面對這個現實，“她說她已經準備好安眠藥了，自殺的日子也已經選好，給我們打電話的目的就是有些不甘心——‘因為別人不知道我為什么死’。”救助人員首先設法穩住她的情緒，然后發現了一個敏感問題——她有一個未成年的女兒，她擔心死后孩子會有一個不好的后媽。“我們抓住了這一點，問她‘你有沒有想過死后小孩子怎么辦？’我們把她的注意力集中到孩子身上，然后描述她的死對孩子的身心、個性、學業的各種不良影響”。陳進說，“最后，我們要求她留下電話，并且承諾，至少今天不要輕生，一切會有辦法。”第二天一早陳進再度和這位婦女聯系，幫她分析解決問題的方法，然后趕到她家里，聯絡她的丈夫開了一個家庭會議，從孩子的角度分析利弊，最終使丈夫放棄了婚外戀情。

　　自殺是人們面臨困境的一種選擇，“但我們要讓自殺者知道，這是最糟糕的選擇，還有其他更好的選擇”。令陳進記憶猶新的還有另外一個電話，“一位50多歲的婦女，她的態度非常堅決，說‘你們不要想知道我是誰，過兩天看報紙吧。’她應該是機關干部，很多年來一直在向上舉報領導的問題，但多次受到打壓，現在得了癌癥，她要和她的領導同歸于盡。她問我們，‘我為國家為人民服務，為什么會落得這種下場？只有造成轟動，別人才會理解我’。我們說，你錯了，這種違背道德和法律的行為是不會得到同情的，也是和你以往長期堅持的信念不符的。我們幫她分析解決問題的方法，她一共打了三次電話，最終選擇了生存。”

　　費立鵬的妻子畢曼麗在中心的工作就是告訴接線員如何與自殺者交談。“我們首先會給對方5～10分鐘的時間，讓他訴說自己的情況，傾聽他的不幸，爭取信任”，畢曼麗說，“然后我們用一個標準對他進行評估，一共有九個項目，比如對‘日常活動興趣索然’、‘內疚、無價值或無助感’、‘是不是睡不好吃不好’等，如果其中有5個項目的癥狀維持了兩周，那么我們就傾向于判斷他患有抑郁癥。我們會直接問，有沒有想過自殺？想過幾次？用什么方式？不要怕這些問題會刺激到求助者。恰恰相反，他會感到你在關心他，這樣會把問題談開。如果發現對方有抑郁癥，我們會直接告訴他來治療。”

　　和大多數人的想象相反，接線員并不會告訴求助者應該怎么辦，所有的方法都是求助者自己說出的。“我們會問他，除了自殺之外你還有什么辦法？哪種方法更好？如果他說除了死之外沒有辦法，我就會問他，你想過找朋友找大夫去訴說嗎？你不想聽聽他們的意見嗎？最后我們會說，掛了電話后你愿不愿意按剛才說的方法試一下呢？放下電話后你先做什么呢？”畢曼麗說，他們強調的是每個人對生命的責任。

　　“我們調查發現，每一個自殺者最強的感受是，別人不理解他的苦悶”，協和醫科大學慢性病與危險因素研究中心主任楊功煥說。因此，傾聽是所有危機干預者的首要職責。

　　馬弘是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的副主任醫師，她曾多次參加災難后的心理干預工作，其中包括1993年的新疆克拉瑪依大火。“44個小孩燒死了43人，只有一個小女孩是幸存者，而且燒成了重傷，躺在醫院里。她也不想活了，她完全失去了她的生活環境，沒有了同學和老師，我不知道該跟她說什么”，馬弘回憶說，“很多時候你不知道怎么說，那就閉嘴，聽著！傾聽更重要。”

　　馬弘說，作為一個心理干預的精神醫生，她也時常會懷疑自己的作用，“人家都死人了，我就這么說說聽聽，有用嗎？”直到多年以后，馬弘收到了那個小女孩的來信 “謝謝阿姨，如果沒有你的談話，我是活不下來的。”

　　“你能找的人，可能不超過200個”

　　全國每年有28萬人自殺身亡，自殺未遂數量則是這個數字的8到10倍，也就是說至少每年有200萬人有過自殺行為。如果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中國至少有1600萬的抑郁癥患者。

　　對于這樣一個數量的人群，社會應該建立一個完整的自殺干預體系，這個干預體系，與日常人們印象中的精神病醫生的工作是不同的。

　　精神病醫院的工作重點是重視精神病人的住院治療；而預防和處理自殺則是一種新的、以社區為基礎的體系：它包括 媒體應該清楚地傳播有自殺傾向者的癥狀，讓更多的人對此敏感；社區衛生組織要有受過培訓的醫務人員，對于自殺者的癥狀和危險程度有初步判斷和處理；專門的危機干預中心能夠提供專業的自殺干預服務，包括對輕生者的精神疾病，進行傾聽、談話及重癥者需要服藥和住院治療；專家顧問機構，提供專業的危機干預培訓和現場指導。

　　但中國目前的精神醫療資源，遠遠無法滿足救助的需要，能夠提供自殺干預的機構和專業人員嚴重不足。

　　據記者了解，目前只有北京、南京、上海、武漢、大連等幾個城市有專門針對自殺者的危機干預中心。其中，隸屬于南京腦科醫院的南京危機干預中心于1991年成立，是最早的援助機構。中心副主任陳進告訴記者，目前中心只有4名員工，和兩位不固定的老專家，而他們的救助熱線也只能在上班時間開通。

　　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目前有40多名員工，其中醫生10名。張艷萍告訴記者，中心目前承擔著北京市科委的自殺流行病調研課題，“這一年來感覺最強烈的就是人才匱乏，尤其是專門的兒童精神科醫生、心理治療師，以及高級研究人員。”

　　今年9月，成都華西醫科大學心理衛生中心成立了一支100余人的危機干預志愿救助隊，這是目前全國最大的自殺干預志愿者組織。中心副主任楊彥春告訴記者，四川心理咨詢師培訓中心剛剛完成一期培訓，志愿隊的成員大都來源于此，但由于成員各自都有相應的工作，目前還只是輪流上崗。

　　能夠從事自殺及危機干預的人才，不僅應有精神醫學、心理學背景，還要經過嚴格而專業的訓練。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曾對北京70%以上醫院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發現能夠提供某種心理服務的醫院超過了一半，但大多數情況下，服務者只是一兩個受過3個月左右的精神衛生培訓的兼職醫務人員。

　　“你能找的人，可能不超過200個”，馬弘對記者說。

　　即使馬弘這樣較早介入災難心理危機干預的專家，也認為自己“專業”得太晚了。“1993年克拉瑪依大火時，國內還沒有相當的專業培訓，我也沒有能夠將自己隔離保護起來”，馬弘說，“事隔多年，我還會在提及往事時大哭一場。我總想起那些死去的孩子，如果活著的話，他們該上大學了吧。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來培訓時，認為我也受到了那次事件的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