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張藝謀正在北京秘密拍攝新片《十面埋伏》，作為繼《英雄》之后的第二部“張氏武俠片”，媒體和觀眾都對這部講述兩個捕快和一個盲歌伎的愛恨情仇的影片議論紛紛，猜測《十面埋伏》的故事是不是還像《英雄》那么單調。同時，《廣州日報》又登出《張藝謀“墮落了”》一文，把張藝謀的老師周傳基和作家石康對張藝謀的批評放在了一起。文中提到，周傳基認為張藝謀的影片中《大紅燈籠高高掛》是最好的，再以后的就不好了，而他的商業片沒有想像中好；石康則說張藝謀“和暴發戶沒什么區別”。一時間，張藝謀又被推到文化界和娛樂界評論的風口浪尖上。

　　難以成敗論《英雄》

　　雖然張藝謀再三聲明，《十面埋伏》不是《英雄Ⅱ》，但是媒體的評論還依然把它們放在一塊兒說。針對《英雄》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方面，首先是關于主題。2003年7月底，著名武俠小說家金庸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英雄》把秦始皇拍得和歷史上的形象截然相反，是一部荒唐的電影。2003年8月，《南方周末》刊登了對兩位著名文藝評論家的訪談，指出《英雄》的主題違背了歷史真實和最起碼的現代意識。其次，《英雄》中出現了一些跳躍和省略，相當一些觀眾表示“沒有看懂”。北京電影學院的郝建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它很多的情節、轉折、臺詞都不按照人之常情來”，“不符合我們普通人的思維和說話的方式”。特別是影片結尾，無名和秦王在大殿上決斗，無名的刀已經劃到秦王的脖子上，卻忽然“頓悟”到秦王是胸懷天下的英雄；秦王知道無名是來殺自己的，卻把劍扔給他，并且在最后認識到“劍”字的真諦在于和平，這一系列轉變都顯得有些隨意。郝建認為，《英雄》是張藝謀轉向主旋律文藝的頂峰，藝術上可能依然很漂亮，很有力，但卻是一種“思想上的迷失”。

　　媒體的批評相比之下則更為尖刻。曾有記者嘲笑張藝謀“花了幾千萬美金卻以‘打架’吹出了一個巨大無比的彩色肥皂泡”，非常失敗。但是，記者采訪的幾位電影界教授卻提出，《英雄》的票房成功有復雜的社會原因，除了商業炒作外，與張藝謀的社會影響力以及不同受眾的審美取向都有很大關系，不管《英雄》好看不好看，張藝謀能造成如此大的社會影響，也可以說是一種成功了。

　　藝術、政治、商業，“一個都不能少”？

　　其實，張藝謀從《紅高粱》到現在的《英雄》，電影風格數變，關于其電影的爭議也一直沒有平息過。1987年，張藝謀出演影片《老井》，獲第二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男演員獎，同年執導的影片《紅高粱》獲第三十八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獎”。之后，他投身商業電影中，連拍了《古今大戰秦俑情》和《代號“美洲豹”》，由于當時的商業片并不能給拍片人帶來多大的好處，他回到老路上，在1990年后拍攝了《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活著》、《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等幾部影片，繼續在戛納電影節、威尼斯電影節等國際電影節上撈到不少獎項。1995年后，商業片驟然吃香，于是《有話好好說》頂著“誰說我不會拍商業片”的旗號熱映一番。但是，國人對他的電影并沒有像國際大獎的評委們那樣一邊倒地認同。一部分國人稱贊張藝謀為國爭光，但也有不少人，尤其是一些海外華人，認為其早期電影以描寫中國的落后和丑陋來迎合西方的陰暗獵奇心理，讓每一個在海外或者到海外的中國人承受了鄙夷和羞辱。

　　也許正是迫于這些說法的壓力，張藝謀后來的作品其實是發生了一些變化的。郝建指出，《一個都不能少》是張藝謀電影的一個轉向，從認同個體、寫個體的需求轉向寫崇高和光明的主題。張藝謀曾在1999年致函戛納電影節主席，以該主席稱《一個都不能少》明顯是在替政府宣傳為由宣布退出戛納電影節。郝建認為，張藝謀寫這封信，是“在多年忍受了‘表現丑陋和落后’的罵名之后，終于有了面對國際大獎扭頭就走、大聲說‘不’的機會”。郝建認為，《一個都不能少》是張藝謀在《活著》沒有通過電影審查之后，“適應主旋律文藝觀和電影檢查體制的一個轉變”。但是，正是這種轉變，使得張藝謀背上了“投機”的罵名。有人認為他為了通過電影檢查不惜犧牲電影的藝術性，但又不肯承認。《深圳文化采風報》曾登出一篇文章，認為“張藝謀從這部影片中透露出來的患得患失心態令人擔憂。政治上要討好，商業市場要討好，藝術上的追求還不能舍棄了”。

　　還有人認為，張藝謀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一直對商業市場察言觀色，拍《英雄》更是“由面對內心的藝術家轉變為面對票房的電影商人”。然而，接受記者采訪的幾位影視界教授卻表示，張藝謀十幾年來的發展是可以理解的，他不過是適應了社會的發展，不管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而對于一個電影人來說，這種適應并不可恥。

　　如何為中國電影謀

　　無論人們怎樣爭論，不可否認的是，張藝謀是中國電影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有人說，很難想像近20年來的中國電影，如果沒有張藝謀會是什么樣子。著名評論家余杰在今年8月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雖然《英雄》很有問題，但是張藝謀前期參與的一些影片，像《老井》，應該說很有成就，很有創新，給中國沉悶的影壇帶來了沖擊。張藝謀1984年拍攝的影片《黃土地》，充分調動攝影手段，以獨特的造型表現出黃土高原的拙樸渾厚。他1987年導演的影片《紅高粱》，以濃烈的色彩，豪放的風格，融敘事、寫實與寫意為一體，發揮了電影語言的獨特魅力。《大紅燈籠高高掛》中有很多藝術上的創新，周傳基欣賞這部影片也可能是因為這一點。但是，《英雄》中卻沒有任何藝術創新的成分。郝建認為，就藝術影響來說，《羅生門》影響了無名與長空決斗那一場；綢子底下做愛和在大殿中掛滿綢子是受《末代皇帝》的啟發；鑼鼓點子和打擊樂器的使用是從胡金銓那里來的。用別人的元素無可厚非，但遺憾的是《英雄》里面沒有超越和創新。所以有人認為，《英雄》是張藝謀“藝術的墮落”。

　　從這些爭論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出，電影學術界從藝術的角度出發，對張藝謀的態度比較寬容，而媒體代表了一部分普通民眾的感覺，對理論不感興趣，因而顯得更為苛刻。其實贊同也好，批評也罷，大家的目的無非是為了讓中國的電影更好看，對于這一點，想必張導演也同意吧。

　　來源：環球時報 作者：趙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