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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李墮孫展(發自河南駐馬店)
楊新海的家鄉正陽縣汝南埠鎮，隔著一條汝河就是平輿縣。在楊新海瘋狂殺人的同時，平輿縣玉皇廟鄉大黃莊村也出了一個同樣兇殘的黃勇，他的手上，負有17名少年的血債。
兩縣均屬駐馬店市，且兩人的家僅僅相距數十公里，但并不意味著這兩名兇手間有任何必然聯系。
地處中原腹地的駐馬店號稱“天中”，即天地的中心，位于交通要津，古時為南來北上駐馬店的驛站。
但現在，在外界很多人的印象里，這里卻常因兩件事出名：一是貧窮，二是艾滋病。
河南當地一位媒體人士曾多次深入駐馬店基層農村采訪，他將駐馬店的貧困歸結為多方面，如地理條件不好，處于黃淮洪水走廊，災害頻繁。
這位人士曾在上蔡縣實地考察當地農民生存狀況，他說，當地農村家庭的經濟基本處于破產狀態。當地統計局在去年底的一份調查也顯示，駐馬店市全市194個鄉鎮中有174個貧困鄉鎮，占鄉鎮總數的89.7%。
此外，在90年代中期，由于大批農民參加有償獻血，導致艾滋病在當地蔓延。正陽和平輿相近的新蔡縣、上蔡縣，均是國內外關注的艾滋病高發區。
駐馬店當地一位人士則認為，此地經濟落后，政府管理體制更落后，一些地方基層吏治腐敗是根本原因。他談到，一些官員對農民的呼聲長期漠視，有些甚至達到麻木不仁的地步。
這一點，在黃勇案后當地各方的各種反應中似可見端倪。
黃勇是誰
平輿縣玉皇廟鄉大黃莊村，在鄰居的印象中，黃勇“是個混子，曾經到廣州打工沒幾天就跑回來了，后來又到駐馬店學電腦，也沒學成，整天泡在舞廳里，花光了錢”。
被害人霍紅雷的母親胥銀平在網吧找兒子時曾見過兩次黃勇。根據她的描述黃勇與一般的小鎮青年并沒有什么不同，“他大概一米七左右，瘦瘦的，胡子很少，嘴唇很厚，人看上去年輕。穿著天藍色的休閑夾克，里面套著灰毛衣，下面穿牛仔褲，褲腿卷起一大塊。”
黃勇被捕后，平輿的中學生們經常如此開玩笑——說黃勇的殺人名單上“下一個就是你”。如果不是那個叫張某的孩子跑出來，也許，黃勇的這張名單還會更長。
在17名受害人中，路德全的兒子、縣第二高中(二高)學生路寧波是第一個失蹤的。
路德全有三個孩子，都在縣城上學。2001年9月24日晚上，小兒子打來電話說，大哥昨天去錄像廳后就消失了，沒有去上課，也沒有回家。路德全第一感覺就是孩子被拐走了。第二天一早路德全踏上了尋找兒子的路程。
路又跑到平輿縣刑警五中隊報案，“里面一個老頭對我說，孩子丟了你怎么跑到公安局來了？”路德全跟他爭辯，引來了五中隊長黃東亮。黃給路德全做了筆錄，但沒有立案，說一沒尸首，二沒線索。
路德全又去縣教委反映，但沒人搭理他。到了縣政府，門衛把他攔下來，叫他報案。26日路又找到二高，希望以學校的名義去報案，“副校長告訴我，這會影響學校的名譽，傳出去誰還愿意把孩子送到學校來？”
路德全開始四處奔波。他舉著孩子的照片去駐馬店、鄭州，甚至找到廣州，逢人就問是否見過這個孩子。在駐馬店和平輿之間他往返了上百次，一共貼了3000多張尋人啟事。
路德全最后告訴記者，在他兒子失蹤期間，縣里丟了一只垃圾箱，縣政府要求公安局限期破案，提供線索者有獎，“我不知道，為什么我兒子的命還不如一只垃圾箱？”
沉默的平輿
今年3月19日，平輿二高18歲的學生劉黎明及其朋友16歲的霍紅雷，在距學校僅200米的“酷貓”網吧失蹤。
霍紅雷的母親胥銀平告訴記者，4月初，通過兒子的同學得知，有一個人可能知道兒子的下落。她在網吧等到晚上9點多，黃勇出現了。胥銀平向黃打聽兒子的下落。黃勇回答說，聽說他們到鄭州去玩了。兩天之后，胥銀平再次在網吧遇到黃勇，問他在哪里住、叫什么。黃勇的回答支支吾吾，說他叫張xx(胥沒聽清)，住在縣公安局家屬院。
胥銀平自己找兒子未果，于今年4月初在縣刑警七中隊報案，并在當時就告知了她對“張xx”的懷疑和對話，但并沒有引起重視。
到公安局找孩子的家長越來越多，劉黎明的父親劉華做了一份通信表格，以便互通消息。絕望的家長們聚集在縣政府門前。縣長喬登華坐的是一輛帕薩特，掛的是警牌“豫O0088”，家長們攔住了他的車，遞上失蹤孩子的名單。喬登華沒有下車，由前排的秘書接過了名單。
9月初，家長們決定到北京國家信訪局上訪，終于改變了政府的態度。平輿政法委書記王和平隨即帶人趕到北京。公安局于9月7日成立專案組，限期兩月破案。
孩子連續“失蹤”是否引起了警方的重視？政府和學校為什么沒有及時進行警示或者安全教育？直到現在，平輿當地仍然選擇了沉默。政府、學校和警方均拒絕了記者的采訪。
11月底的豫南大地異常陰冷，街面并不因失去10幾個少年而蕭條。但當地政府的沉默，卻讓黃勇帶來的恐怖感始終無法散去。
河南的消息稱，破案后駐馬店市、平輿縣兩級嚴肅追究有關責任人的責任，平輿縣公安局長、教育局長、文化局長、縣一高校長、二高校長等5名領導干部已經被免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