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上午，秦始皇陵腳下的陜西農民楊新滿、楊培彥、楊全義等3人代表9名發現人將"關于'秦兵馬俑發現人'資格認定的申請報告"交給了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和當地文化局，要求省級文物部門正式確認他們對兵馬俑的"發現權"。

　　他們說自己的要求其實很簡單，就是讓省級文物部門頒發一個"兵馬俑發現人"的證書，并貼上他們的照片蓋上鋼印，使他們名至實歸。

　　盡管生著火爐，入夜的屋內還是有些冷，楊新滿靠近火爐坐著，若有所思。火的光亮從燃燒的煤塊上映出，照在一張憔悴蒼老的臉上。今天，是他們3人向有關部門提交兵馬俑“發現權”申請報告后的第5天。

　　“還有3天，就是18號，我們的‘發現權’要求可能會有一個結果。”這位當年兵馬俑的發現人對晨報記者說：“假如沒有被確認，我們將通過法律要個說法，否則，已經去世的其他5個發現人都不能原諒我們。”

　　然而，晨報記者今天從臨潼縣文化局獲悉，因為“發現權”在法律上沒有明確規定，政府不可能為他們確認此要求。

　　發現人干起了簽名售書

　　12月14日早上7時，臨潼區以東14里，“世界第八大奇跡”———秦始皇兵馬俑旁的下和村西楊組，66歲的楊新滿準時起床，準備出門。

　　從1995年開始，這個當年一撅頭挖出沉寂千年奇跡的農民，告別了土地，過起上下班的生活。他必須在8時趕到秦始皇陵園內的一個商店，替店老板簽名售書。

　　同一時間，兵馬俑另外發現人之一的楊培彥、楊志發也要去簽名，不過他們是到兵馬俑博物館內的兩個商店。

　　楊新滿說，自己讀過6年書，在9個發現兵馬俑的打井農民中文化程度最高。

　　不過，第一個干簽名的兵馬俑發現人卻是楊志發。當時，楊志發有一個專門做宣傳兵馬俑書籍生意的親戚，但他的書賣得并不好。后來他就找到楊志發說：“爺，你是兵馬俑的發現人，你把你的名字簽到我這書上就好賣了。”

　　經不起親戚的糾纏，楊志發答應了，并得到一個月300元的工資。同時，楊志發紅了，作為兵馬俑的發現人同克林頓合影，還出國到過日本。

　　早上8時，楊新滿在自己的辦公桌前坐下，桌上放著一個牌子，上面寫著———兵馬俑發現人楊新滿。楊新滿說他拿固定的工資，一個月有1000元，賣書沒有提成。

　　因為是冬天，來秦始皇陵園的游客不是很多，一個上午，楊新滿沒有見到一個游客前來索求簽名。

　　直到中午12時許，楊新滿才替一名外國游客簽了第一本書，是本英文版的《發現兵馬俑之謎》，價格130元。在書的扉頁上，楊新滿用專門的簽名筆工工整整地寫上了“兵馬俑發現人楊新滿”后，外國游客向他豎

　　起了大拇指，用英文說：“You are very good.”楊新滿甚是自豪，用英文回敬：“T hank you.Bye bye.”

　　這天，楊新滿總共簽了9本書。

　　發現人臨終前不忘爭名份

　　晚上下班后，記者陪同楊新滿走在回家的路上，他顯得很沉重，詢問記者：“你說權威部門能不能把‘發現權’的名號給我們？”

　　“我也不好說，畢竟沒有這樣的先例。”記者回答。“不瞞你說，從1985年開始，我們幾個發現人就要求權威部門給予確認，當時許多兵馬俑的發現人還在世。”楊新滿說：“現在兵馬俑博物館在介紹兵馬俑發現時，只模糊地說，1974年農民打井時發現，為什么不提我們9個人的名字，這不公平，如果沒有我們，能有這個震驚世界的奇跡嗎？我們也明白文物是國家的，但這和‘發現權’并不沖突。”

　　楊新滿希望，至少省級文物部門給他們頒發“兵馬俑發現人”的證書，并貼上他們的照片蓋上鋼印。他還想，如果可能的話，在兵馬俑博物館內的1號坑前，將他們9個發現者的名字刻在上面。

　　“否則，我們說自己是兵馬俑的發現人總覺得不踏實。”楊新滿說，這就是他們之所以要追討“發現權”的根本出發點。

　　楊全義說，當年發現兵馬俑的幾個人都感到一種不被理解的失落感。幾個月前剛剛去世的另一個發現人楊文學臨終前還叮囑他：“老楊，你一定給咱把名份爭到，那是咱一生的英名啊！再不能讓別人說咱閑話啦。”

　　發現人遭遇李鬼簽名

　　另一個令楊新滿堅定地討要“發現權”的原因是，周圍出現了多名“兵馬俑的發現人”。

　　楊新滿告訴記者，現在兵馬俑博物館周圍，以“兵馬俑發現人”名義簽字售書的人有十幾個。“事實上，當年的9名發現人，除我、楊培彥、楊志發、楊全義4個人還健在外，其他5個人楊文海、楊文學、楊彥信、楊宜洲、王普治都去世了。”楊新滿感慨地說：“有時，李鬼倒真成了李逵，真正的發現人卻得不到尊重。”

　　還有一件事情令楊新滿感到不可理解。一個當時文化館的同志現在也稱自己是發現人，而且經過一些媒體的報道，反而成了“秦俑發現第一人”，在他的眼里，9個當年打井的農民都不是真正的兵馬俑發現人。他的理由是，發現人是指發現了價值而言，并非只是簡單的發現。而恰恰是他第一個認識到那些兵馬俑的價值，然后鑒定修復并得到文物部門的重視和認可。

　　“為了‘發現權’，不管怎樣，我都會堅持到最后。”楊新滿表現得很堅決。今天上午，他又隨同聘請的律師來到西安市文物局，面對他的要求，文物局的同志同樣因為無參考依據拒絕了。

　　一個不可能實現的要求

　　“這個要求是不可能實現的。”臨潼縣文化局文物科科長賈運政今天中午說得更直接：“《文物法》里沒有要求確認‘發現人’，更沒有要求確定誰的‘發現權’。”

　　賈運政說，《文物法》明確規定，在生產建設當中發現文物，必須在24小時內向當地文物行政部門報告，對于發現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的人，國家可以給予適當的物質和精神補償。

　　“政府早在幾十年前，就給他們頒發了獎狀，而《文物法》對具體個人的表彰，只有當他在文物的捐獻、保護方面有突出貢獻時，才給予文物研究員或其他稱號。”

　　其實，早在2000年6月，賈運政說他就代表臨潼區政府對“兵馬俑發現人”問題展開過一次詳細調查。這次調查后他認為：“被調查的人都不能說清，當年有誰參加了那次打井。但無論有誰參與了，他們都只不過是秦始皇兵馬俑發現過程中的一部分。”

　　賈運政告訴晨報記者，在秦始皇兵馬俑的發現過程中有很多人作出了貢獻，除了幾個農民，還有當時的鄉干部房樹民，他第一個意識到那些陶俑的文物價值；還有原臨潼縣博物館館長趙康民，他對挖出的兵馬俑進行鑒定修復；另一個是原新華社記者藺安穩，他寫的兵馬俑發現內參使得國家開始重視秦始皇兵馬俑。

　　“因此，那時政府幾個部門對調查意見協商后就認為，不存在‘兵馬俑發現人’一說。”賈運政說。

　　(來源：上海《新聞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