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已經深入人心。

　　溫家寶總理在哈佛演講中說，“中國所有這些進步，都得益于改革開放，歸根到底來自于中國人民基于自由的創造。”

　　2003年，可以稱為“公民權利年”。以爭取個人自由和個人權益為目標的公民權利行動看似低調，但當越來越多的人在維權活動中，將自己的蠅頭小利或者身家性命放進來，這種公民權利與個人利益的投入正是社會穩步前行的最可靠的保障，同時也在推動中國社會的發展

　　文/王怡

　　2003年末，我們頻繁看到獨立候選人的涌現。這伸張公民政治權利的一幕，無疑是1980年北京區人大選舉中第一次學生競選浪潮的接續——23年前的那個冬天，北京大學的16位學生自薦參選，北京13所高校共有8名通過全體選民投票預選產生的學生候選人當選了海淀區人大代表。

　　2003年，我們也看到張先著、周偉因政府“乙肝歧視”進行的行政訴訟；看到在四川自貢違規征地“坑農”大案被央視曝光后，當地3萬農民走上艱難的“民告官”之路；看到郭光允8年舉報“拉下”前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這都讓我們想起1925年那一場著名的“民告官”訴訟，即教育部僉事魯迅(周樹人)狀告教育部，要求法院撤銷被告對其的免職令。那是國人有史以來第一次憑借法庭并破天荒獲勝的“民告官”案。

　　回顧中國一百年的政經變遷，似乎是一部千方百計求新、尚新、反傳統的變革史。任何一種整體性的社會變革訴求，都無可避免的帶著對經驗現實的一種否定色彩，所以我們看到在上一個世紀各種以“新”為名的運動，新文化(20年代)，新生活(30年代)，新啟蒙(30年代～40年代)，新民主(40年代)，等等。

　　“新”總是意味著對傳統的斷裂或揚棄，和對理想的、烏托邦式的社會制度與生活的義無反顧。但是當2003年的社會政治生活因為一系列維護民權、伸張個人權益個案的涌現，而被稱為一場“新民權行動”的興起時，這個“新”卻具有了相反的意味。它不是對舊的棄絕，而是和民權在過往經驗中的生長遙相呼應，是對一種傳統的接續和延伸。

　　如果也用一種整體性的眼光看，我們似乎并沒有太多公民權利與個人自由的歷史傳統可言。但在分散的視角下，“民權”在100多年的變革中、在20年改革開放和市場化歷程中的滋長，同樣也構成了一種難能可貴的經驗，一種微弱但卻堅韌成長的傳統。

　　任何一種傳統都含有個人權益的內涵，含有無數個體在私生活中辛苦獲得的權益，對這一點的尊重和確信是“民權行動”反對激進主義變革的前提。“民權行動”的實質，是在任何大傳統中都勇于保護個人權益這一內涵，并伸張和辯護這一內涵，讓它在法治化的框架下通過無數個體的選擇和效仿一步步生長。

　　維權是人們對未來的投資

　　2003年，我們也看到無數的網絡簽名活動；看到民間頻頻向全國人大等機構提交的質疑收容遣送、勞動教養、乙肝歧視、城市房屋拆遷、計算機軟件保護等法律合憲性的違憲審查建議書和公開信，以及看到針對一系列個案的類似文本，如在周一超殺人案中1000多名乙肝病毒攜帶者提交給法庭的簽名聲援信；看到為抗議惡性拆遷，杭州公民劉進成身穿白大褂在街頭宣傳憲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民間維權浪潮在特征上并非表面上與其有諸多相似的歷史的一種簡單重演。

　　其一，這些民間維權都與整體性的社會政治訴求無關，而與在市場化進程中得到滋長但尚未得到保障的各種個人權益相關。80年前，胡適曾告誡青年說“為自己爭自由，就是在為國家爭自由”。對個人權益的維護和保守無疑具有眼下的正當性，同時也是在為更重要的制度的變遷，奠定一種心平氣和的社會道義與心理基礎。

　　其二，這些以“公民權利”為訴求的維權活動，都主動遵循法治化的渠道，同時也在利用和拓展著法治化的空間。從法治的角度看，“公民權利行動”恰恰是一種在社會變遷中最有利于強化和彌補社會連續性的獲取自由方式。當越來越多的人在維權活動中，將自己的蠅頭小利或者身家性命放進來，這種公民權利與個人利益的投入正是社會穩步前行的最可靠的保障。因為維權是民眾信心的表現，維權是人們對未來的投資。

　　維權是將個人權益“權利化”

　　在某種意義上，一個公民權利行動的到來也是對“改革時代”的一種矯正。維權浪潮的實質意味著大規模的社會經濟層面的改革時代的尾聲。80年代初期，“改革”為幾乎每個社會成員打開了獲取未來權益的近乎無限的可能，人們失去的只是禁錮和貧困。因此“改革”在當時是一個具有充分政治與道義正當性的概念。

　　但是，當人們在改革中開始分化并各自獲得不同的既得權益之后，就有了“權利意識”的新覺醒。在一個“改革”可能拿走我一百塊錢，但卻可能因此帶來一千塊錢收益空間的時代，人們看重未來收益的可能性，遠遠超過看重法律對他們眼前利益的保障。因此，這時不可能出現高漲的權利意識。

　　“權利意識”不完全是一個需要被啟蒙的概念。對相當數量的社會群體而言，只要當“改革”的邊際收益開始下降，并下降到人們可預期的未來收益開始等于甚至小于人們可能因“改革”而失去的既得權益時，“權利意識”會猛然覺醒。

　　人們要求一種權利，就是要求對那些具有正當性的既得權益的保守和確認。在當代社會，“既得利益”是一個貶義詞，但既得的利益有不正當的，也有大量正當的。每個公民在20年的市場化歷程中其實都是既得利益者，維權的實質就是維護那些分散在每個人、每個家庭手上的正當的既得利益，要求國家權力在這些既得的個人利益面前正式退讓，并給予不得侵犯的允諾和司法的保障。這種具有正當性的、具有權利本質的個人既得利益應稱為“既得權益”。

　　2003年，我們看到無數維護和爭取公民權利的事件，其實質都是促使民眾既得權益“權利化”的努力。因為公民權利不是寫在紙上的抽象概念，爭取公民權利也不是簡單把紙上權利落實為事實權利的過程，而是一個爭取對經驗中的既得權益給予法律認同的過程。

　　如在廢止收容遣送制度中，人們維護的不是靜態中的人身權利，而是動態中的人身權利(遷徙和流動的自由)；城市房屋拆遷的泛濫，也是一種嚴重侵害公民既得權益的大規模事件。南京之所以出現引火自焚的慘烈事件，是自焚者翁彪對自己20年間獲得的既得權益的一種絕望的捍衛。拆遷戶要求給予起碼尊重的，就是長期居住于此的事實上的權益。無論中國的城市房地產制度曾有多大天翻地覆的變遷，有多少法律上復雜的問題，但拆遷戶的權利說到底不是一部法規可以賦予或否認的，而首先是在長期的居住事實中形成的。

　　這是對權利的一種保守主義的解釋，每個人在游戲規則下的正當行為選擇形成權利，而不僅是立法形成權利。這是“公民權利行動”的一個起點，也是公民權利可以去“行動”的前提。

　　公民權利行動不僅是維護那些已經在法律文本上寫得很清楚的“權利”，更是一場把正當的個人既得權益變成一種“權利”的法治行動。

　　這種權利概念既包括通過司法去贏得救濟和確認的維權方式，也包涵了參與、影響立法的方式。如在2003年《物業管理條例》制定過程中的民眾參與，就體現出立法環節中對尚未“權利化”的業主權益的爭取。這樣的行動將慢慢產生一種漸進的社會自生秩序。

　　2003年轟動思想文化界的一場爭論，是圍繞北大“教改方案”展開的。北大教改方案的問題和無數民間維權浪潮中凸現的問題一樣，即是否應在“改革”的名義下去尊重大量中青年教師在過去5年或10年中形成的既得權益，改革是否必須從對這一權益的斷然否定開始？“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意味著“改革”不再是惟一一個天然具有正當性的公共政策選擇的旗幟，“民權”浮出水面，在對公共政策的權衡中將成為一個取而代之的支點。

　　重塑我們的公共政治生活

　　2003年，我們也看到公共知識分子浪潮般的涌現。知名學者、作家逐漸在維權事件和簽名活動中頻頻出現，律師、法學家和其他知識分子也在個人和弱勢群體維權中開始發揮巨大作用。如高耀潔、萬延海之于河南艾滋病人群，李昌平之于農民群體，周偉之于乙肝帶菌者人群，賀衛方、蕭瀚、許志永等人之于2003年一系列個案等。一批有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經過90年代人文知識分子在商業時代的邊緣化之后，借助維權行動開始以一種溫和的改良姿態，重新參與介入廣泛的社會政治生活。

　　2003年，一個雛形的公共政治空間也開始從網絡向平面媒體延伸。全國一百多家媒體開辟和擴張了“時評”版面，開始嘗試為公共知識分子從事社會評論提供平臺。

　　某種程度上也因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大量參與，才使一場保守個人權益的“公民權利行動”從一開始便具有法治化的理性姿態，這也使我們看到一種可能性——能夠逐步化解和融合近年來社會矛盾所誘發和潛伏的社會變革危機，能夠最大程度地去掉一種民粹主義的激進風險。只有讓公民權利行動得到良性發展，我們才可能在未來不再看到維權者引火自焚的悲劇，不再看到危害公眾安全的重大惡性案件和騷亂的出現。

　　維權行動有助于改變民眾被一個狹窄的政治過程邊緣化、塵埃化的現實，涵養一種真正的政治美德。借助民眾對自身權益的維護讓他們逐步回到社會政治生活的中心，讓“政治”重新成為一個與每個人切身權益密不可分的空間，成為在法庭、在媒體、在一切非商業的公眾場合中得到滋長的公共生活，并嘗試著重新給出一種公共生活的意義。

　　公民權利行動的分散化和個案特征，還有望為一種多中心的政治秩序涵養一種新的規則，涵養民間的自治和政府的節制。2003年可稱為一個開始發軔的“公民權利年”，這樣一個公民權利行動看似低調，但最終將比任何其他方式更有可能通向一個眾所期望的結果。

　　一百年前的嚴復先生曾說，“自由為體，民主為用”，這是對憲政民主制度最好的一個概括。體者，氣也。維護公民權利就是養氣，為干枯而懸空的法條培養經驗值，為民間的自由傳統養丹田之氣，為社會未來的變遷養中庸之氣，為一個政治共同體養浩然之氣。

　　(王怡 成都大學法學講師。從事憲政研究和公共政策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