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愛讀書，可以說是到了如癡如迷的程度。

　　譬如他對《三國》的熱愛，就可見一斑。在毛主席讀過的眾多史書里，他最愛讀的要數裴松之注的《三國志》，在他看過的歷史小說里，他最喜愛的應是《三國演義》了。

　　周瑜是個“青年團員”

　　對于《三國演義》這部歷史小說，毛澤東早在青少年時期就十分喜愛。他說：讀《三國》，不但要看戰爭，看外交，而后要看組織。早在井岡山那樣斗爭環境嚴酷的日子里，在打土豪時，他還想在土豪家里能找到《三國演義》之類的書來讀。

　　在毛澤東的著作、報告、講話、演說當中，引用《三國演義》的歷史故事，賦予新意，可以說不勝枚舉，多有所見。

　　一九五三年，他在《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中說：“曹操帶領大軍下江南，攻打東吳。那時，周瑜是個‘青年團員’，當東吳的統帥，程普等老將不服，后來說服了，還是由他當，結果打了勝仗”。毛澤東用這個故事教育我們，要重視選拔青年干部，不能論資排輩，要看能力，靠德才兼備。

　　為曹操平反

　　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一書中尊劉抑曹，對黃巾農民起義也有詆毀。毛主席評價這部書說：“《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不是繼承司馬遷的傳統，而是繼承朱熹的傳統。”司馬遷在寫《史記》時，在對待重大歷史問題上，能夠重視人民群眾的作用，可以說是秉筆直書。南宋理學家朱熹，被明、清兩代人尊為儒學正宗，他提倡正統思想。朱熹以蜀為正統，所以羅貫中在書中也以蜀為正統，故毛澤東說他是繼承了朱熹的傳統。

　　隨著《三國演義》的普遍流行和戲劇舞臺上的人物造型的臉譜化，曹操被視為“亂世之奸雄”，可以說已在我國成為婦孺皆知的事。千百年來，偏見掩蓋了歷史的真實，毛澤東主席卻不然。

　　他主張對曹操的評價要實事求是地加以肯定。他在一部裴松之注、盧弼集解的《三國志》中，對《魏書.武帝紀》、《魏書.文帝紀》《魏書.劉表傳》有關曹操部分，作了不少圈畫和批注。

　　毛澤東曾和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議論曹操時說：“曹操結束漢末豪族混戰的局面，恢復了黃河兩岸的廣大平原，為后來西晉的統一鋪平了道路。”

　　“曹操是真男子”

　　還有一次在北戴河時他充滿感情地說：“曹操統一北方，創立魏國，那時黃河流域是全國的中心地區。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抑制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制，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發展。這些難道不該肯定？難道不是了不起？說曹操是白臉奸臣，書上這么寫，劇里這么演，老百姓這么說，那是封建正統觀念制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士族他們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這個案要翻。”

　　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說：“其實，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毛澤東在五十年代讀此文時，用紅筆對這段論述畫著重線，表示他對魯迅有關曹操的看法，是非常贊同的。

　　有一次他對工作人員說：“我還是喜歡曹操的詩。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是真男子，大手筆。”在和他的子女們談話時，他也說過：“曹操的文章詩詞，極為本色，直抒胸臆，豁達通脫，應當學習。”

　　自比趙子龍

　　毛澤東喜歡讀《三國》，在他的寫作、談話及日常言行中，還時不時引用起有關《三國》方面的典故及事例。

　　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題為《新四軍的勝利出擊與中國的救國事業》的社論。其中談到：“華中的偽滿軍士兵，呼新四軍為‘四老爺’，比之為趙子龍，他們常常對著自己的槍說：‘槍呀，我是替四老爺保存的’。”其中“比之為趙子龍”這一句是毛澤東修改時親自加上的。趙子龍是趙云的字，是三國時蜀國位列劉備、關羽、張飛之后，名排第四的有名戰將，被譽為“一身是膽”。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人民解放軍逐鹿中原，解放了河南省南陽。毛澤東親筆替新華社寫了一則消息報道，題為《中原我軍占領南陽》，一開頭就寫道：“在人民解放軍偉大的勝利的攻勢下，南陽守敵王凌云于四日下午棄城南逃，我軍當即占領南陽。南陽為古宛縣，三國時曹操與張繡曾于此城發生爭奪戰。后漢光武帝劉秀，曾于此地起兵，發動反對王莽王朝的戰爭，創立了后漢王朝。民間所傳二十八宿，即劉秀的二十八個主要干部，多是出生在南陽一帶。……”

　　毛澤東讀熟《三國》，文章中，經常借古喻今，例如上述一文，勾畫出南陽這一兵家必爭之地的戰略地位，突出了我軍占領南陽的重要意義。

　　(來源：香港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