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郜元寶

　　懸在指尖上的漢語，根基之脆弱，命運之不測，自不待煩言

　　語言文字表達心靈，承載文化，辨文野，判雅俗，別善惡，明治亂，功莫大焉，但其存在和發展染乎世情，系于天道，不能自主。政治掛帥，則意識形態話語無遠弗屆，語言系統于是徹底泛政治化；市場經濟時代，世俗化、消費化和大眾化迅速滲透言語書寫每個細節；而在政治、經濟、文化生產乃至日常工作和生活領域全面電子化的“E時代”，電腦、網絡和手機這些主要的運用語言的工具，無疑將更加有力地制約語言文字的演化。

　　新年是手機短信大行其道之時。據1月22日《文匯報》報道，2004年春節上海一地互致問候的手機短信僅除夕夜就多達1.9億條(！)。我不知道別人聽到這個數字是什么感受，我的反應是——心痛，且頭皮發緊。

　　約略估計一下，除夕那天，我大約收到三十余條短信，內容及形式與這些“佳作”相差不大，我收到一條刪一條，一方面是手機信息儲存容量所限，更重要的，是對如此鋪天蓋地的濫調的恐懼吧。看得出大部分短信，既不是發信人想出來的(有專門生產短信的倉庫可以去取)，也不知道同時發送到了多少人手機上。刪過后留下兩條，一條其中所說的事與話，我相信這是“一個人”寫給我的，還有一條，僅簡潔的“新年好”三個字，倒讓我心里微微動了一下。

　　一些重要媒體從感情傳遞的角度贊賞“拇指體操”，并對所謂“拇指經濟”和“拇指文化”作出快速反應和積極評價，似乎對這場語言的災難并無察覺。

　　語言曾經在根本上制約著人類文明，現在文明的一個主要領域即高科技電子技術反過來制約語言的發展了。這或許是文明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禍兮福兮，尚難斷言，但僅就手機短信能促進情感交流這點而言，恐怕還是一面之詞，不可偏信。

　　手機短信的好處是快速有效地將信件傳遞給別人，人們完全可以借助手機短信像往常在書面信件和電話中一樣進行自由、深入和創造性的交流，并在這樣的交流中不斷優化語言文字本身。但現在的大量手機短信并非如此。

　　首先，許多短信超出了交往的實際目的，變成無聊時的相互撓癢，彼此“轉發”一些無厘頭笑話和來歷不明的段子以填充生活的空虛，而空虛的生活漸漸就倚賴這些廉價填充物了。在這種情況下，繁忙的短信發送和接收，不過是人類感情虛化的一個表征而已。你能在發給一個朋友的笑話中寄予怎樣的情感呢？你的朋友又能從你發給他的段子中獲得怎樣的情感暗示？答案也許相當不妙。但更加不妙的是，短信的發送和接收者們自己的意識里并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他們之所以一有空就關心短信，僅僅出于一種習慣性的需要和心理倚賴罷了。

　　其次，即使祝福性的春節賀詞，往往也是不知道從哪兒“抄”來的現成貨，瞬間“轉發”給一大班朋友。相互致意的話，可以由專門寫手大量制作，“現貨”供應，只要花一點小錢就可以“下載”和購買，并可以按“搞笑”類、“問候”類、“致敬”類、“求偶”類、“騷擾”類——存儲起來，到時一撳按鍵，就可以發給適當的對象了。作為“現成在手邊”的“現貨”的語言資源被手機用戶如此集體共享，或許就是“后現代”所謂“去中心”、“無深度”和“填平鴻溝”吧？人和語言在形式上無限靠近(手到擒來)，實質上卻無限疏離(“言為心聲”的定律已然失效)，語言文字最后變成與我無干的皮球，被大家踢來踢去。這其中除了無節制的文字消費與揮霍，何談語言的創造、優化與再生？

　　魯迅說中國不僅是“文字國”，更是“最不看重文字的‘文字游戲國’，一切總愛玩些實際以上的花樣，把字和詞的界說，鬧得一團糟——”他批評的是那些認認真真玩弄文字游戲的政客的吹法螺和文人的做戲，我認為手機短信似乎進了一步，不僅是“文字游戲”，而且是心不在焉地販賣、購買和“轉發”過剩的文字游戲。網絡通信技術提供的方便讓人們在玩弄文字游戲時無需過去的游戲者們那種認真勁了，這似乎是游戲的繁榮，其實倒是游戲的末路，而走向末路的游戲使得語言文字的真實所指徹底消失。人生好像終于要被無意義的文字游戲和對文字游戲心不在焉的購買與觀賞所淹沒。

　　語言中深藏著游戲的種子，游戲也為語言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能量。孩子們練習說話，不就整天玩弄文字游戲嗎？但是，此游戲不等于魯迅所批評的“游戲”，不等于“玩弄”，不等于“濫用”，更不等于手機用戶心不在焉地“轉發”和“接收”——這些只可說是游戲的墮落形態。

　　計算機投入運用之初，許多人擔心漢字和漢語能否跨過這道門檻進入高科技的21世紀。隨著漢字輸入法的發明和日趨精良，這種擔憂已經不存在了，但“E時代”的漢字和漢語又遇到了新問題：從今往后，日益增多的電腦用戶、“網民”和手機短信的收發者們，無論思考、寫作、通信、娛樂和交談，都將很快習慣于依靠電腦、手機和網絡，也就是說，他們將主要通過手指和鍵盤而不是通過心靈、大腦、口舌、筆墨書寫和面對面的交談來接觸漢字與漢語，漢語、漢字和漢文化將越來越“懸”在離開心腦一臂之遙的指尖上，其根基之脆弱，命運之不測，自不待煩言。　　

　　來源：上海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