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止庵

　　胡蘭成所著不限于《今生今世》，《今生今世》不限于胡張關系，胡張關系不限于二人情事。以此為前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我就自己確實所知發表一點意見。所知不夠或尚且不知者，則歸諸緘默，敬候高明指教。從胡張關系入手來談《今生今世》，或《今生今世》里的胡蘭成，當然只是此書的一種讀法。在這一點上，我與“張迷”或者并無區別，然而彼此之間也只有這點相同之處。談到《今生今世》，涉及幾種立場，譬如張愛玲的，胡蘭成的和“張迷”的。我對于這三方面都理解，至少不籠統或輕易否定，但都不能完全認同。

　　按照張愛玲的意思，則此書既不該寫，也不該出——可以作為佐證的是，她自己寫《對照記》，于情感往事不著一字；然而寫與出她都無從左右，所以既不是認(“胡蘭成書中講我的部分纏夾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這樣。不知從哪里來的quote我姑姑的話，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氣死了。”)，也不贊助(“利用我的名字推銷胡蘭成的書，不能不避點嫌疑。”)。假若站在她的立場，則這一話題根本就不成立。反過來說，我們閱讀、談論《今生今世》，并視為張愛玲研究的必讀書，已經與她頗有抵牾。張愛玲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成就最大的作家之一，因而成為大家閱讀、研究的對象——我們與她的關系，說來無非如此。如果此即“張迷”的態度，則我自居就中一員；如果逾越這一限度，乃與彼輩分道揚鑣。前些時寫《張愛玲畫話》，有云：“我是一個‘張迷’，但我是‘旁觀者清’的‘迷’。”正是這個意思。

　　如前所述，胡張之間并不限于情感關系；而情感之事，又非我等外人所宜于饒舌。站在其中任何一方的立場講話，都未免可笑。我所不滿意于胡蘭成的，其實只是他的情感態度；而這并不限于對待張愛玲，《今生今世》中講到其他幾位女子，一概如此。不過眼光若只盯住這一點，又未免顧此失彼。我說：“胡蘭成是個舊式才子，其種種毛病均可歸結于此；然而卻很能領會張愛玲這種新人。他用情浮泛，跡近游戲；具體到某一點上，則不乏深入之處。如此自相矛盾，哪一面也不足以掩蓋或抵消另一面。”就胡張關系而言，“不乏深入之處”的另一面延伸至于情感之外，似乎更值得我們留意。在我看來，胡蘭成在思想與藝術上對于張愛玲理解最深，而這在《今生今世》中有充分體現。譬如他說：“她這樣破壞佳話，所以寫得好小說。”又說：“她從來不悲天憫人，不同情誰，慈悲布施她全無，她的世界里是沒有一個夸張的，亦沒有一個委屈的。”又說：“她不會被哄了去陪人歌哭，因為她的感情清到即是理性。”這樣的話，其實也可以用來形容魯迅的某些小說；我讀張愛玲的《茉莉香片》，覺得與魯迅的《明天》好有一比。我曾說中國現代只有兩三位作家沒有廉價的同情心，魯迅與張愛玲即在其列，他們清醒到無所顧忌，無所畏懼。至于胡蘭成講：“魯迅之后有她。她是個偉大的尋求者。”(《評張愛玲》)不啻是給現代文學史重新厘定一條線索；真正是從人性開掘入手，而不再受限于題材大小之類。

　　話說回來，這番議論還是由打胡張關系入手，而這只是《今生今世》一種讀法。附帶說一句，簡體字版添加一個“我的情感歷程”的副標題，實在大煞風景。此書所提供的，遠比這要豐富得多。這里且舉一個自己感興趣的例子。苦雨齋四大弟子，俞平伯、廢名生平資料都很豐富，江紹原也有人研究，惟獨沈啟無隱而不彰。尤其是被周作人宣布“破門”之后，他去武漢與胡蘭成等同辦《大楚報》，詳細情形似乎只見載于《今生今世》。此前胡蘭成辦《苦竹》雜志，第一期發表署名江梅的《周沈交惡》一文，把周作人比作張愛玲所寫《年青的時候》里的潘汝良，篇末明言“我個人，是同情沈啟無的”，可能多少代表胡蘭成自己的立場。然而待到他與沈啟無共事，生出不少齷齪；是以《漢皋解》一章談及此人，多所貶斥。其中有云：“他的人是個既成藝術品，可以擺在桌上供神，但他的血肉之軀在藝術邊外的就只有貪婪。”又說“啟無僭越”，這很接近于周作人的有關說法。周氏晚年給鮑耀明寫信說：“尚有一人則早已絕交(簡直是‘破門’了)，即沈啟無是也。其人為燕京大學出身，其后因為與日本‘文學報國會’勾結，以我不肯與該會合作，攻擊我為反動，乃十足之‘中山狼’。”或許可以相互參證。

　　以上所談，著眼點仍在對象一方面；而《今生今世》中，胡蘭成自己才是真正的主體。對此我的意見，無非前面談到的不滿意他的情感態度，贊同他對張愛玲的理解，以及承認《今生今世》的文學價值這么幾點。當然這并不足以概括《今生今世》，更不足以概括胡蘭成；然而在未曾通讀其全部著作之前，我所能說的也只有這么多了。荀子有云：“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言而當”我不敢打保票，“默而當”卻是無疑的了。

　　(《今生今世》，胡蘭成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來源：中華讀書報